“喂，你还没给我伞钱呢！”

“伟人与群众的区别。”

“大方向基本是一致的。”

“太阳的确晃眼。”

作者：尹朝阳
注：图说是我乱加上去的，跟作者的创作意图无关。

二十年前，有一次跟数学老师争论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将来进入自动化时代，人的智商会增高还是会降低。老师说，人的智商肯定会增高。我反对老师的观点，说肯定会降低。老师说，科技进步需要高智商，既然人类的科技越来越进步，必然靠高智商来依托，同时举了爱因斯坦的例子。我认为，如果都自动化了，什么东西都是被程序引导，一人劳，别人永逸。人的平均智商肯定会退化。老师说，机器人永远不会控制人。我一琢磨，这又是一个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反正那是将来的事情，管他呢，如果有人弱智了，跟我也没关系。

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万恶的1986年，我刚刚考上大学，我学文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我一直把计算器当成计算机。上大学，我为了认识计算机是什么东西，选修课选择了计算机，而不是高等数学。结果，期末考试我计算机就不及格，老师让我编一个熊猫的程序，就是写一堆BASIC语言，最后一回车，一只熊猫就跃然纸上。结果我一回车，出来的是一个怪物。我问老师，怎么是个怪物？老师说，回头看看，哪句话写错了？至今我都不知道哪句话错了，所以计算机课就这么不及格。人机大战，我以失败告终。

回想跟老师20年前的争论，联想到现在我们进入到信息社会，很多事实告诉我们，人的确变得越来越弱智了。我记得在1992年左右，中国报纸开始兴起周末版，那时候我看到最多的标题就是“潇洒走一回”，媒体发达，人可以不用动脑筋用一些现成的词句，到后来成了一种习惯，人们已经不愿意思考一些绝句了，动动小聪明就可以了。事实上，它就像一个计算机编好的程序，你简单地拿过来用就行了。

我第一次用电脑，就是Win95，它标志自己很人性化，什么叫人性化？就是尽可能跟你的思维习惯一样。可怕就在人性化这一点，表面上，它让使用者方便了很多，编写程序的人一定很聪明，可是，一个高智商的人让无数人智商降低。这叫技术殖民，人越来越依靠技术，成了技术的奴隶，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现在想想，人类有多少发明都是出于自身的懒惰才冒出创造的火花呢。庞龙他哥哥房龙写了一本书叫《发明的故事》，那些发明你仔细琢磨，跟加菲猫的“猫生哲学”没啥区别。

作为技术的受益者，我并不反对技术。反正这个话题至今仍在争论，高度自动化到底是否让人变的弱智？至少从我看到的现实，人的确变的弱智了。从文化角度来讲，为什么最近二十年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或者大文学家、歌星？因为人类可思考的空间越来越少，很多东西都是被程序替代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做过研究，比如现在上网的人智商降了多少，我估摸着应该比现实中降低了20%，比如你原来智商有100，在网上的表现就是80。不然怎么会有“傻逼到处有，网络特别多”这句话呢？

这是个无法避免的事实，聪明人有聪明人的规则，弱智人有弱智人的规则，当弱智人形成一个弱智规则的时候，你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弱智了。甚至，我认为实名制也不能解决人弱智问题，因为人在上网的时候可以省略很多思考的环节，在对事物的判断上基本上简化了很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网络特色的弱智文化。一个朋友说，在你博客上留言的人智商普遍偏低。我说，我智商本来就不高，物以类聚，没办法。但是你要知道，大部分智商高的人都不留言，因为一留言智商就低了。我也经常遇到一些人，现实中交流没有任何障碍，一旦在网上交流的时候就弱智了很多。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所有发生在网络上的争论，都是在展示人类最弱智的一面，互相比着谁比谁更弱智，不信你去搜索一下，每个人都拼命降低自己的智商去跟对方战斗。

我在怀疑，网络交流是否是人类正常交流，固定的程序是否真的会阻碍人类的正常丰富的交流？或者说目前网络技术的局限只能让人用弱智的方式来交流？如果真是这样，生活在这个阶段的人，真他妈的悲哀。珍惜智商，远离网络。不要让你输在起跑线上哦。

我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对我的数学老师说：技术进步确实能让人变得弱智。

董路是著名的球评家，好多年前我认识董路，他就在北京有线电视台解说足球，那时候，如果你在报纸上能看到9000字以上的稿子，肯定是董路写的。我那时候住在六铺炕，离工人日报社比较近，董路的哥哥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所以常常刊登一些董路写的国安随军纪行之类的长篇报道。我是农民出身，很少看工人日报，每次买工人日报就是为了看董路的随军纪行。

董路特别能写，据说一场比赛刚结束，他那边一万字的稿子就写完了，而且那时候还不是用电脑。我也是写字的，我曾经跟老六PK谁是安定门第一快手，我的记录是一晚上写17000字，终于把老六比了下去，但是第二天差点半身不遂。但我估计，就是把我和老六绑在一起，跟董路PK写字也会败下阵来。关键是，董路几十年如一日就这么写过来的。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是北京八中的，就特能写，不知道北京八中的人是不是都以码字见长。

最近，听说董路不写球评改说相声了，他和黄健翔搭档，打算为振兴国粹做点贡献。我就想，中国窝囊废足球队每次比赛之前，听这哥俩讲几个段子，抖几个包袱，守门员就能漏几个球。

今天，我去北大，参加北大青年报组织的“新媒体时代博客沙龙”，正好董路也去了。本来，我以为是一个严肃探讨终极话题的沙龙，因为我从小就对北大有种崇敬感，不像我们那个学校，一点文化含量都没有。结果，由于董路的到来，这场严肃探讨终极话题的沙龙变成了相声专场。

主持人是央视“实话实说”的和晶老师，以前老在电视上看到她，还没觉得什么，今天总算见识了她的嘴皮子，她跟董路一唱一和，基本上变成了男女混合双打的相声专场。

我觉得吧，中国足球没什么可以留恋的，算是夕阳产业，这帮踢球的人，老牛不知夕阳晚，扬鞭他也不奋蹄。所以，我支持董路去说相声。虽然相声这些年被那些脑满场肥的人糟蹋得差不多了，但是拾掇拾掇还能振兴，足球是彻底没戏了。如果我们都去说相声，再遇到韩国和日本人，看他们丫还敢跟咱们叫板。踢不过你我还说不过你！

董路还是很有说相声的天赋，尤其是，他跟和晶搭档，绝对可以横扫“相坛”。至少，他们说相声可能是相声界学历最高的，能够把一些新的东西注入到相声里面，不然老是那么几个包袱抖来抖去的，那样相声非说死不可。

甲：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乙：没错。
甲：一个人说叫单口相声。
乙：两个人说呢？
甲：叫对口相声。
乙：三个人说呢？
甲：叫群口相声。
乙：还别说，真难不住你。那十个人说呢？
甲：那叫话剧。

1楼：沙发。
2楼：板凳。
3楼：楼上的，不要老坐沙发好不好？
4楼：今天真靠前，顶一下。
5楼：支持博主，永远支持你。
6楼：我觉得博主就是个傻逼。
7楼：楼上的，说话文明点好不好？
8楼：激情电影下载、在线观看（省略数十条链接）
9楼：欢迎到我的博客观光，链接地址为……
10楼：寻找性伴侣，加我QQ,号码：×××××××××
11楼：支持国货的中国人请到这里投票，地址为……
12楼：博主我操你妈，博主我操你妈，博主我操你妈，博主我操你妈，博主我操你妈，博主我操你妈……
13楼：看你的博客很久了，越来越喜欢你。
14楼：博主终于更新了。
15楼：博主，我们交换个连接吧。
16楼：如何让自己更加坚挺，点击下面链接：《男人坚挺的十大秘诀》。
………

你知道中国人上网都干什么了吧。

CCTV-10有一个节目叫《走近科学》，是我比较喜欢看的节目之一。我喜欢看是因为我是个求知欲比较强的人，不是说相信科学相信七匹狼么，所以我就常看科学普及节目。后来看着看着就更喜欢这个节目了，因为我发现这个节目的黑色幽默和荒诞让我对“科学”更加感兴趣。我们可以称之为“走近伪科学”，伪科学比科学更有意思。比如，《走近科学》惯用的手法是：先跟你说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比如一条路，很多汽车每次走到一个地方，肯定要出车祸，“出祸率”高达90%，就像传说中的百慕大三角和电影《青松岭》里的那棵歪脖子树。然后，旁白不断为这个谜增加悬念：“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走近科学》。”你说，故事讲到这里给你系个扣儿，你能不接着看七匹狼的广告么。然后这个片子就像福尔摩斯破案一样，先把你搞一头雾水，用好莱坞的手法设置重重悬念，勾起你的好奇心，好奇能害死猫，你就接着看吧。但是我老觉得像好多年前的国产电影，看到开头就知道结尾。我喜欢看就是因为知道了结尾，想看看他们到底怎么糊弄人，然后再把牌翻过来。我说它荒诞黑色幽默，是我看出来他们如何披着科学的外衣嘲讽国产电影现状。这一点我理解，电影和电视都归广电总急管，你直接批评国产电影，总急肯定跟你急，所以绕个弯子，《走近科学》可谓用心良苦。我后来一直是当批判现实主义题材的片子看的。

我还喜欢看的另一个跟科学有关的东西是方舟子的文章。记得在万恶的1996年左右，我刚上网，能看的中文网站不多，方舟子的新语丝是我常看的网站之一。那时候他正在深揭狠批法轮功，从一批法轮功到十批法轮功。后来，关于这位神人的情况知道得越来越多，然后就是看他与各路人论战，他就是科学界的韩寒，韩寒就是文学界的方舟子。方老师的每篇文章都像论文一样，让我这个学文科的人受益良多。比如他有篇文章，讲自然界的花为什么有的开四瓣，有的开六瓣，这是一个从小就困扰我的问题，终于在我步入中年的时候得到了答案。

方老师试图用科学解释一切，但是科学这东西往往有局限性，有很多解释不了的。科学、宗教、迷信、巫术这些东西都在试图解释一些人类不明白的现象，只是科学更合理一些，所以称之为科学。方老师试图用科学把所有东西搞定，感觉好像他把科学宗教化。

比如我的同事美国人土摩托，我特喜欢跟丫争论一些科学的东西，经常能把他气得不得了。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有据，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无根无据，所以，科学家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最后他总是说，我说不过你们这帮学文科的。其实我还是很尊重科学的，这么跟他抬杠是为了能让自己知道得更多。但同时我不太适应任何事情都要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解释，这样世界就失去了很多乐趣。

记得有一次吃饭，饭局上有很多女生，土摩托兴奋地对好莱坞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美国人发明了一种药，女的吃了之后，一年就来四次例假。”老六摇摇头说：“为什么要有这种伤天害理的发明呢？”土摩托可爱之处在于，他总会一板一眼跟你解释一些事情的科学性，但这次他为了讨好女生，说：“你们一年就来四次例假，减少很多麻烦和痛苦，难道不是好事么？”一位女生说：“我还是宁愿来十二次。”

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因为我青春期之后就一直没来过例假，所以不敢妄加论断，但有一点，人类进化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会让雌性动物每个月来一次，肯定有它的科学性在里面，据说还跟月亮的阴晴圆缺有关，此事古难全。所以，一年来四次例假，表面上解决了妇女们某些麻烦，但肯定会破坏某种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好像目前的科学还不能作出正确解释。所以对这类问题，只要用哲学常识解释一下就行了。

中国是一个“有病不求医，专写拒魂码”的国度，不太重视科学，也不相信上帝，从根上讲，中国人处在一个离伪科学很近离科学很远的环境中，既没有科学也没有信仰，不像一些发达国家，既有科学也有信仰，社会是比较和谐和平衡的，遇到什么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方式（但也未必都能百分之百解决）。我们的习惯就是过于相信伪科学。最近方舟子老师列举了很多中药的副作用，我看完了之后，发现这些要有一半我都吃过，我说我现在怎么弱智了，肯定跟吃药有关系。对中药提出质疑，我看是好事，这可以促进中药的科学性和安全性。但因此就消灭中药，好像也不大现实，让同仁堂的人改行卖盗版，也不是回事啊。

我还是个比较热爱科学的人，从小就喜欢看《动脑筋爷爷》，只是一着不慎学了文科。比如，最近一年多我一直养花，最开始，养的花成活率都很低，这就是违背科学的结果。后来认真看书学习，成活率越来越高。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有关部门鉴定，有52种有毒植物不能养，说这些植物有促癌的危险。我照着这些植物和家里养的一些花草对比了一下，居然发现了三种。所以赶紧把这些绿植都扔掉，但是如果没有这方面鉴定，我肯定会养，因为很好看。然后我想起小时后采蘑菇的时候，大人常说的一句话，越好看的蘑菇毒性越大，好看的都有毒，这是古训，比如罂粟花啊，七仙女啊，白蛇啊，以及《聊斋》里面的狐鬼。所以要相信科学，相信七匹狼。

但最近有件事让我特困惑，因为养花，所以我买了一个温湿计，搬家的时候这个温湿计找不到了，我只好去商店又买了一个，买回来后原来的那个又找到了，于是两个东西都放在书架上。由于屋子里养了不少花，湿度比以前高了很多，我就怕干燥，这正合我意。我发现，两个湿度计对湿度的显示结果不一样，一个是70%，一个是90%。从科学角度来分析，肯定有一个不准。然后我又把两个湿度计放到阳台上，结果指针指示的刻度就差不多了，但是拿回屋子里，放在一个地方，却又不一样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玄机呢？我想我能不能把《走近伪科学》的人请到我家拍个片子，片名就叫《两个湿度计之谜》。当你看到这个片子的结尾，他会告诉你，其实是湿度计的质量问题导致的不准……这是一个多么符合《走近科学》的脚本啊。

陈凯歌获绿色中国人物提名

很久没有跟老六吃饭了。两个人常常在SMN上面相望于江湖，他一句“讨厌”我一句“嗯哼”，算是打了招呼，一切尽在不言中。一次，老六打电话说要饭局。我说总是老男人一起吃饭会变老的，以后人家就不说你是1959年出生的了，会说你与共和国一起诞生的了。

今晚，老六说饭局，我估计又要发《读库》了，便欣然前往。吃饭的地方位于《三联生活周刊》北边胡同里面的“君琴花”贵州酸汤猪蹄（该副食品一向是老六的最爱，他曾带无数人吃酸汤猪蹄，几年如一日，最后跟他饭局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为了饭局不得不办一本《读库》，以该书为诱饵强迫别人与他吃酸汤猪蹄）。

饭局人声鼎沸，各路神仙都到齐了。我想，老六该发他的《读库》了。等啊等，就不见老六有举动。酒过三巡，菜过六味，很多人先后离席奔赴下一个饭局。这时，已经喝得六分醉的老六醉眼惺忪地看着大家，目光有点散瞳，然后用DVD八倍慢速的动作慢慢地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手提袋。我们想，该发《读库》了。

老六定了定瞳孔和焦距，慢悠悠地说：“我来给大家发东西，但是，你们不许不要。”大家的眼睛都盯在那个手提袋上。当老六从手提袋里将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大家发现，不是《读库》，而是一摞唱片。我就想，老六啥时候改做《声库》了？这时候，还是陈晓卿老师眼睛比较尖，他失声喊道：“李宇春的唱片！”

没错，老六拿出来的正是李宇春的新专辑《皇后与梦想》。大家面面相觑，心想，老六即便喝的再多也不会做出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今天是怎么了？老六看着大家脸上的各种凝重表情，说道：“我还是承认吧，我其实是个玉米。”

王小山拉着老六的手：“六哥，有什么事跟哥们说，别这么想不开。”
徐星老师说：“老六，如果生活困难跟大家说，我们都会帮助你。”
陈晓卿用迷人的男中音说：“老六，其实我长得比你黑，你不用想不开啊。”
我说：“老六，我不就是拖了几天的稿子么，你可不能寻短见啊。”

老六这时伸出用标志性的兰花指冲着大家挨个指了一遍：“讨厌~~春春只管唱，老六管销量。”
我问：“您啥时候去太合麦田做销售员了？”
老六：“其实——”说到这里，老六眼圈红了，“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就是个玉米，但是我发现，我周围的人都讨厌玉米，所以我一直不敢说，几回回梦里我都呼喊春春的名字，但是在你们面前，我就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王小山紧紧握住老六的双手：“六哥，没事，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说吧。有什么心里话，今天都说出来。人一生难免要犯糊涂，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犯过错误，何况你六哥呢。”

老六长叹一声：“唉，还有什么比说出心里话痛快呢？不管你们怎么想，今天你们务必接受我的馈赠，算是我们多年交情，给我个面子。”
陈晓卿面露男色：“老六，不是我不要，我这已经是第六次接受馈赠了。每天上街都会被玉米拦住，像发小广告一样拼命往我车里塞。”
徐星老师严肃地说：“我怎么就没遇见过？哦，昨天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过我要问问，她的编曲是无主题变奏么？如果不是我不要。”
王小山说：“徐星老师您放心，绝对的无主题变奏，连调都找不到。”
老六一听，顿时不悦：“你们瞧瞧，我们家春春容易吗，你们就用这种态度对待她。”
王小山说：“六哥，你别往心里去，改天你把春哥叫来，我把姚明叫来，让他们认认亲。唱片我要，我就不信我送不出去。”
老六说：“讨厌，把我家春春的唱片当什么了？击鼓传花啊？”

我问：“我听说玉米一买就是五六张，你买了几张？”
老六：“我买了六十六张。”
我问：“那你送出去了多少张？”
老六：“六张。”
我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来，走一个。”
老六娇嗔道：“你要是不要，我不跟你喝。”
我说：“我要，我要。我家很多打口唱片的盒子都坏了，正缺盒子呢。”

我对老六突然变成玉米感到不解和好奇，便问老六：“你为什么会变成一砣玉米呢？”
老六：“人之初，性本贱，贱可贱，非常贱，天行贱，君子将自贱不惜。”
我说：“这个我知道，您老早就把这段话当成签名了。”
老六：“我想，应该合并同类项，所以我做玉米。”
我说：“那您也不能这么寻短见啊。”
老六：“讨厌，那叫短贱。”
我说：“对，短贱，又短又贱。”
老六：“我告诉你，以后你少对我们家春春指指点点的。”
我说：“老六，我能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这就像有人信仰基督教，有人喜欢同性恋一样，别人的信仰和喜好问题，我不管。”
老六：“那你向我保证，以后不许批评我家春春，对人家要宽容一点，人家一个小姑娘。”
我说：“是的，对待小姑娘要向春春般的温暖对不对？其实她这张专辑太好了，是我有生以来听过的最好的唱片，我听完后把所有贝多芬的唱片扔出窗外了。我认为贝多芬这个聋子根本配不上她。而且，她比某一类海洋动物发出的声音好听多了。”
王小山说：“兄弟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我作为一家外媒的记者，我很有素质，也很有品位，我们小资就喜欢海洋动物发出的声音，这叫热爱大自然，尤其是我们那些海归，回国的时候漂洋过海都听习惯了，不让我们听海洋动物发出的声音，睡不着啊，见到祖国都不觉得亲。我希望你对这句话负责。”说完，王小山回头对服务员说：“服务员，给我上一盘凉粉。”
老六一听，晃晃悠悠站了起来：“服务员，在上一盘松仁玉米。”
陈晓卿一听不干了：“服务员，赶紧给他们打包成盒饭让他们俩赶紧走。”
我说：“等等，我还要问问老六。”
老六：“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老六，你告诉我，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改行做玉米的？”
老六：“我这个人，能容得别人任何方面比我强，就是容不得别人比我贱。”

晚上，回到家里，上SMN，发现老六的签名已经改成了“春春，天下之大，大不过我对你的贱。”

欢迎玉米们到老六的玉米地“贱招拆招”上扫荡。

台湾岛、小日本、奥斯卡和诺贝尔，可以并列成为中国人四大闹心的事情。如果这世界上没有这四件事，中国早就进入和谐社会了。

政治上的事情让政客去操心，不谈风云，只谈风月。先说奥斯卡，每年到了奥斯卡奖颁奖，中国人就跟美国人起腻，那种“官人我要”的嘴脸成了继春晚之后的又一个传统节目。人家美国人干吗非要带你玩呢？你拿了奥斯卡奖就能证明中国电影真的繁荣了？人家韩国电影产业很发达，也没拿过奥斯卡。要说奥斯卡是一种荣誉，这荣誉到底值多少钱？我都能想象得出，张艺谋之流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时候，貌似冷静地说：“感谢广电总急，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感谢评委……”然后国人像中国运动员拿到奥运金牌一样意淫一段时间，媒体铺天盖地地讲述中国电影的奇迹。

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现在可以称之为冲击奥斯卡的“三个哑枪手”，为了讨外国人欢心，电影可以拍得那么不要脸。我觉得美国最傻逼的电影评委都能看出来，中国导演拍的不是电影。

诺贝尔也是。诺贝尔奖有好多种，但是中国人没有实力冲击，唯一还能够得到的就是文学奖。中国是个文学大国，专门盛产余秋雨和郭敬明这样的国度，不拿一次诺贝尔，也太说不过去。不过人家真把诺贝尔给了我们，我们又尴尬了。不给吧，老觉得是心里的痛。人家干吗要按照你想象的那样把诺贝尔给一个中国人呢，就不能给高行健么。

所以我担心，假如有一天，奥斯卡把最佳外语片奖给了一个未经审查就拿出去参赛的作品，这记耳光又打在谁的脸上呢？既然这是人家的游戏，你没资格就当观众在旁边看看，不要越看越自卑，人比人得死，货比获得扔。你不是有什么华表奖、金鸡奖吗，关起门来自娱自乐不也挺好么。

什么时候我们面对四大闹心不再闹心，国人的心态就变正常了。

一
我在博客里曾经不止一次拿宋柯开涮，比如几个月前我写过一篇《太合门》，没想到几个月后，居然有家公司就照着我这个蓝本上演了一出闹剧，看来真是把公众当傻逼了。我是不是该向他们索取抄袭费？

二
所有关于中国唱片业的消息中，最不可信的并且永远不可信的就是唱片销售数字，因为没有一个统计监督机构统计，数字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这个意思感觉和新闻联播里的新闻一样，形势没有不大好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一个样。不过，我大概算了一下，嚷嚷半天，其实也没有多少粉丝嘛。数字，其实就是一则寓言。

三
接下去，应该会有一场粉丝消费大战，比如甲方说卖掉了30万，乙方说卖掉了40万，乙方粉丝肯定不服，然后再购买一批，超过甲方，甲方也肯定不服，一来二去，到最后，这两拨粉丝一定会占领塑料圆盘加工厂，想加工多少就加工多少。这叫姿态，不叫变态。

四
不说张海豚、李宇春你会死啊？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谁不说，说了不白说……

上海的很多做妈妈的妇女，
由于乳房平时缺少按摩，
所以生了宝宝之后，
必须不间断按摩乳才能有奶，
因此向全社会招聘按摩乳技师。
一个小时200-600元。
所以说，平时女性要多多按摩乳，
如果平时缺乏锻炼，
不然有了孩子之后孩子没奶吃，会哭的孩子也没奶吃。
这条新闻客观上揭示了另一个社会问题，
上海男人平时都不喜欢按摩乳，
或者他们把按摩乳的时间花在别的女人身上了。

详情请看新华社报道：Breast massage in demand in Shanghai
（任何报道都要以新华社报道为主）。

我决定辞职去上海工作，做救火队员。

这些天在断断续续看莱斯特·班斯的传记《冈左摇滚》。这本书后面有一篇文章，叫《如何成为一位摇滚乐评人》，一边看一边笑，不知道是班斯先生有高瞻远瞩的预见还是中国跟美国其实在某些人性方面都是一路货色，我发现他所批评、讽刺的那些对象——30年前发生在美国的，正在中国重演。

大概知道莱斯特·班斯的人不多，他是一位乐评人，三十多岁便死了，但是他的影响比活着的行尸走肉乐评人还有影响，所以，单单有人给他写传记。大概美国之外的人都要从电影《几乎成名》中去认识这个传奇人物。在那个电影里，班斯在酒吧里对即将奔赴采访现场的小记者威廉说：“千万不要跟摇滚明星交朋友……”

在那篇《如何成为一位摇滚乐评人》中，他列举了很多做乐评人的好处（他称之为福利），比如，你能拿到免费唱片，从李宇春到韩红；你还可以建立一个网络资源，可以免费观看演出或参加一些聚会，然后还能蹭上一顿饭吃；更关键的是，你能和那些著名歌星见面，跟他们交谈，喝咖啡，然后你把这事告诉你的朋友，他们会很羡慕你……通过这个，你会觉得他妈姓社姓资没什么区别，都一个操性。

跟摇滚明星交朋友，乃至跟明星交朋友，应该是一种很光荣的事情，您想想，在一个安静的午后，您和章子怡在一家咖啡厅里喝咖啡，谈笑风生，那是一件很爽的事情。而且，我相信您的余光并没有盯在章子怡的胸部上，而是周围人的表情，然后从这些投来的羡慕或是嫉妒的目光中得到一丝虚荣心的满足。您再想想，跟明星交朋友有他妈什么实惠？除了虚荣心能有点满足或者第二天您跟同事或朋友畅谈见到章子怡的情景的谈资（同样是为了获得虚荣心的满足）之外，跟猫叼到一只猪膀胱一样，不过是一场空欢喜，但是这场空欢喜至少能让您念叨一辈子。所以，很多人愿意跟明星交朋友，就是为了有件能念道一辈子的事情。

乐评人这个角色（而不是职业）的出现本身就是商业时代的产物，所以它无法避免班斯在这篇文章里讽刺的那些现象，做评论凭的都是天地良心，商业会制造一些游戏规则，有些是表面的，有些是潜规则，你一旦纳入到这个游戏之中，就要遵守这些规则，不然你就混不开。这就像一个跷跷板，当所有的人都站在一头，而你站在另一头，结果你就被从地上翘起来，抛到空中，然后摔得很惨，另一端的人开心地看着你的笑话。所以说，唯一能制衡这个跷跷板的就是良心。

当然，在良心都被狗吃了的年代，评论不过是一个幌子，即便你读到那些慷慨陈词，也是陈词滥调，即便那些文字中充满着智慧和优美的珠串，它也不过是一种刻意且可疑的的包装——从书评、影评、艺评到乐评，统统如此。因为评论者总是面临一个两难的悖论，一方面他希望独立不受任何干扰地作出评判，但这种评判恰恰可能导致评判的对象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直接影响到该作品的商业效果和创作者的人格；另一方面评论本身会让评论者与被评论的对象建立某种“暧昧关系”，来达到相互需要的目的，越是知名的评论者遭到两难悖论的可能性越大。你写不写？写，你很快就会纳入到这个“暧昧”体系当中，不写，这可是这个社会非常需要这个角色。

至少，我这么多年在写乐评的时候总是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常常让我做选择题，你是加入进来还是滚出去，这是个问题。问题是，这是个什么操蛋问题呢？

1990年，我开始写乐评，那时候我什么媒体的人都不认识，写完了都不知道发表在什么地方。后来环境好点了，媒体开放一点了，能发表的空间大了，便一路写了下来。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一件什么事情，只是凭着兴趣写着玩，靠写评论是养活不了自己的，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从来不知道这东西叫乐评。

后来，一位广州人来到北京，称我为乐评人，我一听就觉得不大舒服，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把这东西当成一回事，弄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别扭。但是社会就是这样，一定要给人划出三六九等和甲乙丙丁的类别，以便区分，乐评人就是你头上的标签，可是我一百个不愿意。心里想，你丫骂谁呢？你他妈才乐评人呢。

但是我实在不会游泳，所以只好写评论，站着说话不腰疼得事情干起来好像很轻松，其实腰很疼。我试图完全靠自己的判断去写，但好像不行，总有一些东西在暗示你。我这人又不太懂人情世故，我只会解衣裳，不会解风情。后来混得时间长了，明白了，有个看不见的潜规则在时刻提醒你该如何如何做。所以我唯一的选择就是离我评论的人远一点，规则有多远，我就滚多远。

后来，发现写着写着人家就管你叫“著名乐评人”了，我自己写的那些破玩意儿，我自己清楚，有他妈什么著名的，不就是写的一些过往云烟的事情吗，注定这些垃圾文字也会成为过往云烟。后来有人急了，说王小峰挡住了年轻乐评人的道路（我都没想到我还有这本事），应该让他滚得更远一点。于是我非常知趣滚到了财经类报纸，又滚到了网站和外企，不写了，把机会让我挡住的那些人。三年后，我实在没地方混了，《三联生活周刊》把我收容了。《三联》的人也没什么见识，也就知道我以前写乐评，然后继续让我写。我不写乐评很多年，这一写，人家就叫你“资深乐评人”了。您听这名字，资深，为什么不叫我“滋肾乐评人”呢？我经常写得让人火冒三丈，那肯定是滋肾之后的效果。

我不喜欢“乐评人”这三个字，是因为我从来都是把写字当成一件也是件无事可做才做的事情，我用它跟本不能糊口。我记得，在1994年，我认识的一个人，一个月只写两篇稿子，就能挣一万元。我写十篇稿子，也挣不到两千块钱。后来一打听，原来人家一稿无数投。可是什么媒体要乐评啊？在那时候不是吃饱撑的吗。

后来写着写着，就发现我身处的环境已经没有音乐了，尽管人们还是不停地把音乐挂在嘴边，“音乐”这个崇高的名词在今天就像一个坚贞的女子变成了一只街头拉客的鸡。鸡是来者不拒，有钱就行。我发现乐评人也可以像鸡一样过马路了。只有妓女在见到什么嫖客的时候都说好，同样，听了什么唱片都说好的乐评人，跟鸡差不多。

我搬家时收拾唱片的时候才猛然发现，原来在过去的一两年中我收到买到的唱片都是不折不扣的垃圾，必须扔掉，因为它在我的房间里散发出一股腐朽的味道。有人说，你不听给我。我绝对不会让你去遭受这种垃圾污染。扔了之后，我就想，为什么一张能听的都没有呢？我的口味从我听音乐那天开始到现在没什么变化。我始终坚持的是，不要去听坏唱片，时间长了耳朵就坏了——就变成了鸡。所以我很警觉，不去听那些操蛋的歌曲和唱片。

我批评张海豚，然后有人就语重心长地问我：“你眼里还有没有你瞧得起的人？”言外之意好像张海豚必须瞧得起一样，不能接受她就像违章驾驶一样，什么逻辑啊。在我看来，现在很多人出的唱片不过是一堆精雕细琢的垃圾，包括张海豚和李宇春的唱片。我这么说吧，新出来的，中国的外国的都加在一起，我瞧得上的还真没几个。其实你也一样，你瞧得上的也没几个。听音乐是件很私人的事情，不具备普遍性。瞧得上瞧不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就是觉得，在有音乐的年代我都觉得被称作乐评人是件挺丢人的事情。在一个没有音乐的年代，居然还有乐评人，居然还能写出乐评，这简直是奇迹，这难道不是件很可耻的事情吗。我觉得乐评人应该改成“塑料光盘评论人”，简称“塑评人”。比如，你的评论可以这样开头：“这张光盘盘面比较光洁，在阳光反射下熠熠生灰，其重量适中，手感好，它的最外边缘的每个点到盘中心的距离都是一样的，这说明它的确是圆的……”这种模板式的评论开头适用于李宇春和张海豚以及任何一张现在出版的唱片，因为材料都是一样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