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头大象放进冰箱的问题早就被人解决了，但我遇到了如何把一根山药放进冰箱的难题。我买了一根很长的山药，看起来粗壮有力，一定是喂着三聚氰胺、塑化剂长大的。当我想把这根山药放进冰箱的保鲜柜的时候，却发现怎么也放不进去，因为保鲜柜不够大。我不能因为一根山药去再买一台罗永浩推荐的西门子大冰箱，不用关冰箱门，让多出的一截山药支在外面啊。

看到这里，可能你们早就忍不住了，会异口同声地说：你傻呀，把山药掰断了不就放进去了吗。事实上我的确是按你们的意图做的，但我并不想这样，我认为它多少会破坏山药本身的自然性。

但这就是生活，你必须这样。

其实人在欣赏一个作品的时候也会这样，每个人的“保鲜柜”空间都是有限的，却往往遇到超长的山药，非要装进去的话，只能掰断。然后人们按照自己的尺码去跟人争论到底把山药掰多长才合适的问题，而忽略了你干吗非要买一根山药呢，买点土豆芋头也可以的。但问题不在于买什么的问题，而在于现在菜市场上可能只有山药。

人们去评论电影的时候，都爱用一种语气，即——如果这么拍的话会好一点，或者他这么拍并没有把他最擅长的东西发挥出来，云云。正如一个人的判断是有限的，写出的评论认知程度也是有限的一样，创作者的作品自然会存在各种问题，这世界上除了一个人抓到了金线，其他人大都还在水里瞎摸呢，即使是什么大师也都存在各式各样的致命伤。那最恰当的是，在你买山药的时候，先量好保鲜柜的尺寸，可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呢？而真正重要的是：如果你能尝到山药的美味，足矣。可是太多的人去纠结保鲜柜和山药之间的长度去了，你是个理科生呀？

我的同事土摩托是个科技记者，但是我最先看到的是他写的音乐评论，先入为主让我觉得他的科技评论没有音乐评论写得好，他怎么写我都觉得不好，我觉得土摩托不擅长写他不熟悉的科技方面的东西。他的文字一旦脱离了文艺语境就不行了。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擅长写科技报道……

以下是土摩托写的一篇科技报道：“我最喜欢的李安电影是饮食男女和色戒，都是描写民国式生活的低成本文艺片。断背山感觉很一般，卧虎藏龙更糟糕。我感觉李安只能拍他所熟悉的东西，一旦脱离了民国语境就不行了。这次他不但涉足奇幻界，甚至玩起了3D，我没有任何理由信任他。更重要的是，我不认可李安对精神世界的看法，属于三观不合。”——选自土摩托的微博

影评，我喜欢看周黎明老师写的，他的文本分析很正点。他这根山药放我的冰箱保鲜柜里刚刚好，因为他知道把合适的山药放进自己的保鲜柜里。

这本杂志的名字叫《民营企业家》，据杂志收藏癖张晓强老师介绍，确实有这本杂志。封面上的人物是你们熟悉的陈晓卿。

陈晓卿怎么会上这本杂志呢？因为这本杂志是我今年拍的电影里的一个道具，陈晓卿很荣幸作为道具被植入进去。当然我让摄影师给他拍照片的时候，希望能拍一张高调亮一点的照片，但是怎么也拍不出来。摄影师打电话：“光圈都开到0.85了，还是不行。”我转念一想，目前民营企业确实前景黯淡，黑一点正好符合事实。结果拍出来就是这个效果。

届时，你们会在片中看到老六拿着杂志，大惑不解地说：“你以为你为了上杂志起了艺名我就认不出你是我的女人了吗？”

从明天凌晨（11月19日）开始，农民企业家陈晓卿老板将度过他47周岁的生日。他最近很寂寥，不再有媒体采访他舌尖上的中国了，忽然的寂寥让他有些失落，时常借酒浇愁，感慨人生：“为什么我红完之后还那么黑呢？”所以你们要到他新浪的微博上去美言几句，哄哄他，逗逗他，送他一份吉野家，为他寒冬里的生日送上一份祝福。记住，你们一定要说：“陈老师，人都说相由心生，您长得黑是因为……”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曾经have许多dreams，主要有三：一，办一本像《滚石》那样的杂志；二，开一家独立唱片公司；三，去电台做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前两个梦想随着我进入音乐圈工作半年而彻底放弃。事实证明我的放弃是很有前瞻性的，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多音乐资源供你去经营一本杂志或者唱片公司——今天残酷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切。

而第三个梦想，我没有放弃。1992年，北京音乐台开台，我试图进入音乐台做个DJ，但是他们没有给我机会。说来也挺可笑的，当年我想做个音乐DJ，是因为我说话有点结巴，如果干起说话这个工作，说不定能矫正我这个毛病。地方台没给我机会，但是中央台给我机会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00让我做了一年多的主持人。还别说，两年之后我的结巴毛病还真改了。但是那个节目比较单调，时间也短，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总无法进入状态。再后来，我对做主持人的工作就没啥兴趣了。因为人往往是某个机能发达了，另一个技能就会退化。比如你一边脸大，另一边脸一定更大，一条腿长，另一条腿一定更长。我擅长的还是写字，而不是说话。

这二十来年，我买了很多唱片，码了一墙，该听的都听过了，那些唱片我觉得快没啥用处了，有时候想到要不要扔了算了。也许只有做音乐DJ才能派上更大用场。

现在可能会有一个机会，我要跟一家网站合作，做一档音乐节目，如果顺利的话，这个节目应该很快能跟你见面。我还没想好这个节目该怎么做，但我觉得肯定跟你听过的音乐节目不太一样。我是用朱军的风格呢还是白岩松的风格呢还是芮成钢的风格呢，抉择起来真难啊。哈哈。

顺便问一下，谁会用Cooledit啊，教教我。

我周围老有人结婚，熟悉的人结婚，就会有人对我说，咱们是送点礼物还是给红包呢？我偏向于送礼物。因为我刚学会淘宝，买一两箱杜蕾斯送给他们没什么问题。但是人们都怕动脑子想买什么礼物，最后言简意赅地说，给点钱吧。

结婚收份子钱是一种非法集资方式，只是因为数额比较小，不构成犯罪，所以公安局不管，任由这种风气盛行。这种陋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一定是从我们活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但无后为大的艰难岁月，再穷也得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结婚这事儿就一下变得恶俗起来。凑份子钱也就成了恶俗中的恶俗。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狄仁杰，西方有个情人节。西方的情人节可以溯源到古罗马时期。这说明从那个时候人就学会自由恋爱了。西方人自由恋爱了上千年，也给婚姻打下坚实的基础。对比你们中国，婚姻是一种买卖和包办形式，至于夫妻之间如何相处，显得完全不重要，只要能娶个婆姨生个娃，这一辈子就算交代了。你们中国做父母的也都是闲的蛋疼整天为儿女操心，孩子年轻的时候搞对象吧，你干涉禁止，长大了又东奔西走为孩子婚事操心，显性包办实际上变成隐性包办，做子女的本来没觉得这是有多重要，在世俗风气的暗示下，也倍感压力，觉得不结一次婚是一种丢人行径。一激动就选错了对象。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也都一操性。

如果说谈恋爱是写剧本，结婚是拍电影。请参照国产编剧和电影的水准，你大致就知道中国人的家庭幸福程度了。说的直接一点是：你们中国人在家庭相处方面真没什么经验。稳定的社会和稳定的家庭其实一样，以牺牲人的选择自由为代价。同时又把这种稳定看得比天还重，多扭曲啊。

现在你们中国的离婚率高的令人发指，说起原因有很多。比如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人们干什么都没有敬畏感；比如中国人依旧把婚姻当成传宗接代的方式；比如中国人有保养三妻四妾的传统美德，如今要发扬光大……最重要的还是都没有学会如何面对婚姻家庭生活的艺术。因为这部分在过去几千年间由于对婚姻的功利性而缺失了，造成了在进入婚姻自由的历史阶段，人们都不会面对——婚姻自由在你们中国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

我粗略统计过，从2000年开始，凡是我随过份子钱的婚姻中，一共有11对，有他妈4对已经解体了。那么，凭什么我要给你钱呢，这简直是一个漫长的“诈骗”过程。

我一个同事结婚，有个同事张罗随份子钱，你说一个这么有名的“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单位，应该倡导一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活，居然还搞这种不正之风。我在交钱的时候叮嘱这位同事，他们离婚的时候必须连本带息还给我。

这是我最后一次随份子钱，以后不管什么朋友结婚，我一律一毛不拔。但我结婚的时候你们必须给我份子钱，5000元起价，上不封顶，低于这个数字拒收，且绝交。哈哈！

今天参加老六一年一度的《读库》读者见面会。头一天吃饭，老六要求我必须到，而且让我坐第一排，这样就可以现挂即兴发挥拿我当羞辱对象了。我跟老六说，我最怕读者见面会，因为读者提问的时候总爱问一些特傻的问题，你坐在上面还得特别认真当回事去回答那些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以此映衬出你比他还傻。老六很骄傲地说：我的粉丝比你的粉丝素质高多了，肯定不会这样。

我非常承认老六的粉丝比我的那些变态粉丝素质高，六六粉在杀虫和做人以及知书达理乃至文艺性方面比我见过的任何粉丝都强多了——他们看起来比老六端庄多了，尤其是比黑猩猩有素质。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修理黑猩猩的原因。你们不知道，老六的手机里存了一堆电话号码，都叫“不接”，他说是我那些变态的黑猩猩的号码。我理解，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肯定少数有退化的品种，但都到老六那里集合了。

但有一点，在提问这一点上，我相信全中国的各类粉丝问的问题都一样傻逼。所以我每次被迫坐在台上跟人互动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下面有人提问。

我大致总结了不会提问的中国人常问的一些问题：
一、喜欢问答案可能是一本书的问题。比如：“什么叫艺术电影？”最操蛋的是，提问的人往往还要求回答的人用几句话来回答。大而无当的问题一般只有在《艺术人生》节目里出现。

二、知道吃到第五个馒头能吃饱，急于想知道第五个馒头在哪里。一般问这类问题的人有点像咨询情感专家：“我怎么才能失恋后不会受伤的太久？”这类问题其实没有正确答案，你只能去通过活着慢慢去领悟。但有人真的就当成百度知道去提问，今天老六的粉丝问了不少这样的问题。你知道了也没用。

三、“你对这件事怎么看？”现在已经变成全中国媒体记者和主持人最弱智的提问了，动不动就问人家对这件事怎么看。这种人提问之前肯定没有带自己的脑袋进来。在互动之前，我跟一个朋友说，一定会有人问老六类似“你对这件事怎么看？”之类的问题。果然，一个家伙问老六：“你对其他和《读库》差不多的杂志怎么看？”我要是老六，就回答：我是一边翻一边看。可怜的老六，昨天晚上喝多了，脑袋有点短路，还正八经地回答，简直自取其辱。

四、还有一类人，喜欢问一些百度知道回答的常识问题。类似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下雨的时候雨为什么为往下落而不是往上飘。这种人总给人很萌的感觉。

周末，土摩托和苗炜搞粉丝见面会，单向街找我，希望我能来主持他们的活动，我谢绝了，因为我不擅长主持，同时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这阵风刮过去之后，总导演陈晓卿特别失落，已经不习惯过没有媒体围绕他的生活了。所以我推荐陈晓卿主持，给他一个心理平衡的机会。而我，为了表达对土摩托的敬意，下午约了一个中医……其实我更担心的是，当台下有人问一些特别弱智的问题的时候，我怕搂不住火，把他们轰出去。本来是件好事，会被我搞成坏事。

其实咱们的教育早就把人变成了填鸭，只需接受无需思考。所以，到处都盛开弱智的奇葩。有一次我到一所大学和新闻专业的同学交流，发现学新闻的学生提问比那些弱智还弱智，真是完蛋操了。相比之下，我觉得芮成钢的提问已经很牛逼了。哈哈。

罗永浩老师要做手机的事情已经传了好长时间了，他没事就在微博上鼓励自己：老罗，你行！老罗，你真行，真的！老罗，你不做手机这个行业就不行！

研制开发技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罗老师像史蒂夫·乔布斯一样对每一个设计细节都精益求精，其苛刻程度相比乔老爷有过之无不及，生怕消费者拿到的手机有丝毫瑕疵。当然，罗老师为了能让自己的形象和手机相得益彰，启动了一个像制造手机一样苛刻的减肥计划，希望手机上市的那天他能像婷美广告里面的女模特一样窈窕。但是当他看到英国达人秀传奇歌手保罗·波茨的表演之后，放弃了他复杂苛刻的减肥程序——一个卖手机的胖成这样还敢上电视还能拿冠军，我一个做手机的怕什么呢！

老罗每天手不离放大镜，对研制出的各种零部件进行放大式扫描，一旦发现任何问题，都要推倒重来。有一天，他用放大镜反复观看程序员设计的程序，忽然发现有一行程序代码有问题，便让程序员加班六个小时，修改这一行错误。当我听到老罗制造手机的故事，感动的不得了。我犹豫了三个月，果断决定，放弃直板按键手机，改用罗老师制造的触屏手机。脑残粉一般都是这样放弃原则的。

外壳设计，程序设计，屏幕材质，界面设计……甚至连电路板的走向，都被老罗要求到精美至极致。老罗发现，电路板的设计不够美观，他希望电路图像莲花一样美观，不然会影响使用者的使用心情，于是，你会发现电被人类使用以来最艺术化的电路板。

按照老罗的时间表，在2013年7月，手机即可上市。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调试阶段。一天清晨，北京还在睡梦中，熬了一夜的罗永浩老师，拿起一个史上绝无仅有半成品手机（因为还没有入网，不能通话），对着四季青乡的方向拍了一张照片。这是这款手机第一次动用拍照功能。老罗要看看一个1800万像素的手机拍出来的效果如何。

当老罗把照片导进电脑，在68英寸的超级显示器上显示出来后，他愣住了，他盯着显示器，仿佛是变成了一尊石雕像，一动不动，唯一还动的是从他额头上方头发上滑落的汗珠。这些失控的汗珠滴落下来，砸在键盘上，整个中关村都能听到。

“怎么拍的这么不清楚？”不知过了多久，罗老师呢喃地说了一句话。的确，号称手机像素之王的手机怎么拍出来还不如一个300万像素卡片相机的效果，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对于打算追求事事完美的罗老师来说，这样的拍摄效果简直让他无法容忍。他立刻把两个刚刚钻进被窝还没有把被子捂热的工程师拎了起来：“是你们的视网膜出了问题，还是我的视网膜出了问题？你们看看，这样的效果我怎么向我的粉丝交代？你们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吗——老罗，你变了，变得不再纯粹，你变得如此模糊不清！我可不想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口实。”

“罗总，”一个工程师一边穿着内裤一边瞥了一眼巨大的显示器，“是这样，我们的感光芯片用的是进口货，没问题，但是镜头我们用的是国产的。”“我们为什么不用进口镜头？”罗永浩拍着桌子质问。“好镜头一般是日本制造的，用在手机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钓鱼岛收复之前，我不想用日货，这个，还希望您能理解。”

“你想说什么？想说你爱国？记住，我们的手机要销往全世界，赚全世界的钱，这才叫爱国。我的公司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笨蛋，你现在去人事部门办理一下离职手续……”

刚刚穿上内裤的工程师被解雇了。

“你过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镜头是怎么回事？”罗老师把另一个工程师叫到近前。“罗总，实际上我们用日本镜头试过，效果和国产的一样，但是由于空间限制，如果想达到专业单反相机拍摄效果，是不可能的，至少11组15片镜头，所以我们改成了3组7片镜头，这已经大大超过了市面上的手机镜头镜片的数量。”“那为什么效果这么差？”“我们都不是做专业光学设计的，改了之后拍摄效果只能是这样。”“难道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你们就这样让我不动声色把这样的烂手机卖给我的粉丝以及不是我的粉丝但有可能成为我的粉丝还有不是我的粉丝但会买我的手机却永远不是我的粉丝的消费者吗？”“罗总，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采用德国蔡司镜头，他们的手机拍照镜头是世界上最成熟的。”“那我们为什么不用？”“主要是……第一，您的要求太高，他们目前最好的手机镜头也满足不了您的要求；第二……”“第二是什么？”“第二是……您写过一本《我的奋斗》，蔡司公司认为和这样的作者合作可能会引起股市风险，而且您前段时间砸了西门子冰箱，蔡司公司和西门子有很多业务合作，出于避讳，他们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罗永浩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万事俱备，只欠镜头。怎么办呢？对付一下？不，我罗永浩的词典里从来没有“对付”这个词。

当天下午，罗永浩给全体员工开了一个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面临的困难，会议决定，先派一部分员工做市场调研，根据市场调研结果来调整研发策略。两周之后，调研报告放在罗总的办公桌上。根据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在光学仪器设计制造方面还十分落后，不可能自主生产与日本和欧洲等国家相抗衡的光学产品。也就是说，想做出一款超级拍照功能的手机，只能用进口镜头，而且只能是德国镜头。

罗永浩的手机之路，被堵得死死的。

作为一个被德国企业深深伤害的罗永浩老师，他的自尊心在此刻忽然爆发，德国人之所以在光学制造上领先一步，就是他们日耳曼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严谨精密的性格，这一点是糟糕的中国人始终做不到的。思前想后，老罗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手机研发，研发工业和民用镜头，填补中国近一个世纪的空白，如果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镜头可以跟日本、德国相抗衡，那么我的镜头不仅可以用在照相机、摄像机上，还可以用在手机上。罗永浩抬眼看着对面墙上的世界地图，上面有他征服世界的野心，他一度希望他的手机占领包括南北极在内的所有陆地，所以上面插满了各种小旗子。“凡是曾经法西斯的国家在光学制造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罗永浩自言自语，这一瞬间，他决定：放弃手机研发，改生产光学镜头——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未完待续）

我是从2009年开始喜欢喝咖啡的，这要感谢老狼，在以色列，他建议我喝一杯意式咖啡，于是，我从此就喜欢上这种咖啡了，不管走到哪里，在咖啡馆，我都会说：来杯双份意式咖啡，不加糖不加牛奶。感觉就像詹姆斯·邦德那句口头语：马蒂尼加伏特加，要摇的，不要兑的。热腾腾的意式咖啡上来，要一口喝干，不能超过30秒。

现在咖啡馆里差不多都有意式咖啡，但是因为咖啡豆的品质问题，未必做出来都可口。我经常遇到服务生不懂意式咖啡是怎么回事的问题，如果我说来一杯双份ESPRESSO，有一半的人会问：“什么？”于是我只能再翻译成白话文：双份意式咖啡。这时候还有一半的人不明白，告诉我说本店没有你说的这种咖啡。我说你们有咖啡机吗？如果有通过高温高压瞬间做出来的咖啡就叫意式咖啡。这时候还有一半的人会摇头，说：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咖啡机，我们只有煮咖啡的机器。当然，我也遇到过能煮意式咖啡的咖啡馆，但是当我说“双份”的时候，服务生会摇头：我们没有双份的。我说你们用什么盛咖啡粉，那东西分两种……然后他摇摇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打心底抱怨一句：跟你们中国人交流真费劲……

在云南，比较流行小粒咖啡，所以，丽江的咖啡馆都主打当地的小粒咖啡，所以每次我要意式咖啡，他们都能做出来，但是基本上用的是小粒咖啡。而意式咖啡用的是混合咖啡豆，深度烘培，所以丽江咖啡馆的意式咖啡，端上来往往没有那层油脂，跟煮出来的一样。

北京的咖啡馆做的意式咖啡，基本上都是illy咖啡豆，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差，凑合能喝。服务员基本上能明白意式咖啡是什么。上海是个热爱喝咖啡的城市，但我也遇到过不明白意式咖啡是什么的咖啡馆。

我经历最有意思意式咖啡的是在挪威特罗姆瑟，在咖啡馆，我跟服务生说：Espresso，double。服务生点头，然后忙活去了。过一会儿，她端上来两杯意式咖啡。我很奇怪，说：Espresso，double。她说：Yes, double。我说：Double，not two cups。服务生闻听，身手麻利地将两杯咖啡倒到一个大杯子里，然后递过来：Yeah,double。我哭笑不得，你欺负我不是意大利人是不？

我十年没来丽江了，这是次亚洲青年艺术节，组织艺术节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特别不靠谱，之前她弄音乐节邀请我三次，都不来，说我耍大牌。这是最后一次，再不来就立刻绝交。想想一个美女说要跟我绝交，我挺伤感的，就说，就是那个什么大不能按时召开，我也去。上一次人家都派人到机场接我了，我打电话说去不成了。所以，这次我必须去。

因为是艺术节，又是放在丽江这样的地方。我想象着大街上走的人都是艺术家和热爱艺术家的人。事实上确实如此。我想感受一下艺术氛围是什么。当然，更主要的是想拍些照片。

丽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艺术气质，我不知道，反正在这里生活的人都比较闲散慵懒，看破了点什么，每天沐浴着阳光，两耳不闻窗外事，优哉游哉，不像城里人，为了一个破钓鱼岛争得面红耳赤，而忽视了什么叫生活。在丽江，没有人关心大事，都关心生活。

艺术节在束河举办，我到了束河第一件事就是出门找吃的。刚一出胡同，就见一美女跟我打招呼：“你好。”我赶紧躲开。早听说这里艳遇比较多，但是大白天就开始搭讪，气氛是不是有点不对啊？后来美女走过来，说：“你是表哥吗？我说：“我是杨达才，但今天没带手表。”美女笑着说：“你在深圳做活动我见过你。我想问一下，有一个艺术展示是在哪个场地举行？”我赶紧掏出节目单给她看。她看完后对我说：“知道了，谢谢。”谁说丽江只有艳遇！

中午没吃饱，说实话，束河的吃的都挺难吃，所以还不到下午五点钟我又饿了，那个邀请我来的美女已经忙得自己吃饭时间都没有了，所以只能自己出来觅食。走了没几步，突然碰上我去加拿大玩的时候带着我们去的地陪林大河同学，她问我在干嘛，我说在找吃的。她说你别找了，咱们一起吃。然后她把身边的另一个美女介绍给我，这是蓝色光标的……我说我知道，我那个操心的表弟罗永浩砸冰箱的时候，就知道你们是西门子的公关公司。于是我跟着她们后面去饭馆吃饭。这位美女可好了，后来一到饭点就给我打电话，跟她吃饭至少还能吃到不少好吃的。去吃饭的路上，又见一美女跟我打招呼：“你是王三表吗？”在昏暗的光线中，我隐约看到是个美女，但是看不清脸孔，便凑上前：“我是。你是奶位？”美女说：“你忘了，陈晓卿……”我立刻惊出一身冷汗，陈晓卿你啥时候想不开把自己整成了美女啊？“……陈晓卿的纪录片，我是周卉。”我这才反应过来，当年陈晓卿拍《黑森林之歌》，周卉老师是编导。

蓝色光标的美女把我们带到一家饭馆，我一上楼，就听见有人喊我名字，我一看，又是一个美女。我赶紧走过去，“你是……”“你居然把我忘了。”我说：“你再提醒一下。”“我是《南方都市报》的……”我还是想不起来，看着美女发愣。“我是×××呀。”“哎呀，你瘦了，换了眼镜和发型，就没认出来，你的手机号还是×××××××××××吧？行了，大家一起吃吧。”

吃完饭去酒吧，遇到了束河最有名的人，《新周刊》社长孙冕老师，上次见他就是在丽江，那还是十年前，现在他还是那么性情，见到美女就跪下。

昨天下午艺术节开幕式，我拍照片，忽然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入画，我赶紧跑过去，是我大学同学，一问才知道，我同学是这次艺术节的项目规划人。

后来想想，这种动不动就偶遇的现象其实也没什么，束河的人很少，人们都集中在几个地方，谁跟谁都有可能在这里遇到。对于我这样不常出门的人，人在他乡忽然遇到个熟人还觉得挺新鲜，多了就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