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这句话随着《断背山》的公映而流行。仔细想想，还真是这样。
1989年，这一年不算太平，春夏之交，学生闹事，我们学校闹得比较凶，第一任高自联的主席出自我们学校，第一任高自联秘书长居然出自我们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同学。那年5月中旬，我在宿舍见到了这位“秘书长”，他告诉我，他辞职不干了。我问为何？他说：“这帮人打着民主的旗号搞专制，打着自由的旗号搞一言堂，完全违背了最初的意愿，所以，老子不干了。”
和那些腐败的“领导”相比，我这个同学还算有点单纯，所以看不下去，甩手不干了。现在想想，其实挺正常的。那年经历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多少是有些荒诞的，荒诞之余，我又想，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什么这么慢呢？从五四运动开始，我们就启蒙，到现在还要启蒙，难道历史上任何一场启蒙运动都变成这个样子？
我有个习惯，中国一发生什么事情，往上一追溯，我总能想到一个人：秦始皇。秦始皇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很多事情，除了度量衡、车轨、货币、文字之外，他还统一了思想，焚书坑儒是他的创举。后来，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一套自己安统天下的思想，这种思想，无论如何变化，其核心只有一个：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稳固统治阶级统治政权。这种大一统思想，几千年下来，不仅让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被天子统治的愿望，也形成了一种对天下的认识：在自己被统治之余，自己也要统治天下。在被统治与统治这两种愿望之间，中国人形成了一套哲学和世界观，如果没有一个皇帝，他们盼望有一个皇帝，如果有了一个皇帝，他们盼望推翻这个皇帝。看上去，这二者之间是矛盾的，实际上几千年来它已经形成了和谐统一：不用独立的人格去思考判断思考时，都是臣民心态；用独立人格去思考时，都是暴君心态。而很少有民主、宽容心态。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人，几千年来基本上就在这两个极端“上下求索”。
但是皇帝只有一个，不能人人做皇帝，可是人的统治欲望并没有因为当不了皇帝而减弱，比如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当不了皇帝，可以当土皇帝；一个知识分子，当不了皇帝，可以当奴才，不想当奴才的，可以在思想上意淫下一当皇帝的统治欲望。
在杭州，见到一个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他说：“什么叫中国特色？其实就是封建残余在现代中国阴魂不散。”想想这话真的有道理，中国特色总被我们拿出来解释任何和现代化、科学、民主相矛盾的问题，足以说明它的封建残余问题。
最近，冒出来一个人，叫刘忠德，此君在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似乎没那么有名，如今因为批判超女一夜成名。他说的一些话成了人们攻击的对象。对于他的这套言论，在今天根本不值一驳，看上去像个跳梁小丑。但是刘忠德为什么能大言不惭说出如此缺心眼儿的话呢？
看平客的博客，他说：“我们首先得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就是说他有权利炮轰超女，甚至他有权利呼吁抵制超女，这才是我们曾经呼吁的多元社会的多元之本意。”多元化，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是件多么悖论的事情啊。的确，今天的中国真的是个很多元化的社会，至少我们都不用去唱一首歌，学习一篇文章、看一个电影了，它看上去很多元化。所谓多元化，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想观点和谐并存的状态，互相补充、平衡这个社会，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描述就是：我坚持我的观点，但同时也以宽容的心态允许别人的观点存在。这才是一个和谐民主社会的标志。但是中国并不是真正的多元化，真正的多元化状态应该像折扇的扇骨，而不是像鱼刺，应该是发散型的，而不是归一型的。
刘忠德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态，就是那种当不了皇帝一定要在某种状态上意淫当皇帝梦想的人。的确，高雅艺术不错，自古以来风雅颂就并存，只是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才会想到风雅颂不能并存，刘忠德能想到风雅颂不能并存，真有秦始皇的气魄，只是在他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没有把这种思想贯彻到底，不然所有的剧场都会天天上演《天鹅湖》。
缺少民主、宽容的心态，就会变成刘忠德这样。你不喜欢超女，看着不顺眼，可以去批判。你行使自己的权利，不要去剥夺别人的权利。自从超女这东西出现以来，就有人喜欢有人批评，这很正常，每个人都可以行使话语权，这是社会的进步。但是到了刘忠德这里，就变了味道，他像当年文革时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样，咬牙切齿想把超女斩草除根，用自己的“多元化”统一别人的多元化，这是典型的暴君心态。
其实，刘忠德只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当过官，现在又是政协委员，他比普通民众更有话语权，说话更有影响力。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想想自己，是不是都有像刘忠德这样的心态？我想，或多或少都是有的，一旦条件合适，都会爆发出来的。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独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