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记，就是把零零散散的感触记下来的意思。我还不了解台湾，不敢太多妄言。
一
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台北，看风潮公司办的世界音乐节。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
说起和台湾的缘分，还要追溯到1993年，那年我写了一篇批评《中国火》的乐评，被魔岩唱片的张培仁先生看到了，他和北京的负责人说：“我去北京要见见这个人。”在某一个午夜，我家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说：“我是张培仁，我能不能现在见见你？”我感到很意外，也很惊喜，可是，已经半夜一点了，那时候我晚上九点以后极少出门。他这么晚把我揪过去，是想跟我当面对质那篇鸡蛋里挑骨头的文章吗？
我还是忐忑着打车去了张培仁住的酒店，他没怎么提那篇文章，而是盘腿坐在床上，给我讲他的摇滚梦想。他说话的时候有些激动，时而深思，像水边的阿狄丽娜，时而慷慨激昂，像打雷前的闪光。我仔细听着，没有插嘴的机会。张培仁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当年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很多话都触动了我，“我要是有钱，就把大陆所有摇滚乐队都签下来。”这是那晚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说心里话，我真被他感染得心潮澎湃了，要是中国到处都是摇滚，那民主不就很快实现了吗。
张培仁回到台北后，还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补充了那晚他未尽的话题。读信的时候，我依然很激动。
后来，张培仁离开了魔岩，我没有看到他把中国所有摇滚乐队都签下来，也没有看到中国摇滚后来成了一种时髦的玩意儿而看到民主的到来。
蓝迪（张培仁）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台湾人。从那之后，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很多台湾人，科技界的、音乐界的、电影界的、艺术界的、文学界的、商界的、媒体界的……这些人都在用不同方式向我介绍台湾，这让我对台湾开始有了一种好奇，它究竟跟这边有什么不同，我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去台湾看看，走在忠孝东路，占领西门町，妈祖庙后面那块斑驳的木板还在不在……
后来，我身边的朋友去了台湾，我很好奇，问他们：台北什么样？他们说，一个小破地方，跟北京昌平差不多。
你们北京昌平有罗大佑、李寿全吗，有杨德昌、侯孝贤吗？连S.H.E.都没有。
2009年，我写了一本小说《沿着瞭望塔》，里面有些情节发生在台北。我没去过，只好通过台湾那边来的朋友支离破碎的介绍来想象台北是座什么城市。我能想象出的就是台北是座古朴、破旧的城市（因为小说背景发生在1979年）。
每次有台湾朋友来，都会跟我说，有机会到台北来玩。后来，两岸直飞，很方便了，但我仍没有踏上这片让我好奇的土地，直到最近。
二
去台湾之前，我对这个地方有过很多想象，身临其境，感觉和自己想象的差不多，它确实不大，和现在大陆的一个中等城市差不多，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其中的区别。1987年以前，台湾在戒严，1976年以前，大陆在阶级斗争，其实环境都差不多恶劣，可为什么台湾出了后来影响大陆几代人的流行文化？
台湾经济在60年代就已开始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从此与大陆各奔东西。我在台北的巷子里转悠，仔细观察这里的细节，才发现，它和大陆城市最大不同的是，如果说台北城市细节是成熟少女的胸，那么大陆的城市细节就是硅胶。穿行于街头巷尾，虽感觉城市有些破旧，甚至还有衰败迹象，但它真实、可爱、自然，不那么矫情。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放松自然，不像这边的人焦虑匆忙，言谈话语之间充满欲望。
对于一个不爱逛街的人，我竟然对浏览路边小店产生了兴趣，在街上行走，几乎每个小店我都要进去看一看。我不想买什么，就是想感受一下那种氛围，人们都很礼貌、热情。每次问路，人们都耐心细致给你指路。在潮街，我问全家超市的一个小伙子，台湾最小的书店“花样本事”在哪里（其实就在超市后面50米），小伙子站在门口给我讲了三分钟这家书店的历史和典故，然后再告诉我往右一拐就是。后来，我在街上都不好意思问路了，因为他们都很认真、详细给你指路，详细到都记不住。不知道位置的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找到位置，然后告诉我怎么过去。一个在这边老享受列兵待遇的人，突然被当成师长对待，真他妈不适应。
我常想，大陆这边没见过世面的人，整天在网上晒洗过的猪脑子，干嘛不出去看看，看看人该怎么活着。
每天我大概要走五六公里，漫无目的，非常放松，非常悠闲，恍惚中感觉时间都慢了。但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出现，我的自在悠闲常常被这突如其来的伤感打断一下。
三
我住的酒店附近有一家上扬唱片店，二层楼，很小，主要卖爵士唱片和古典唱片。我站在爵士唱片架前，数着一共有多少张，我想把它全部买下来。楼下还有很多世界音乐唱片，比如Rough Guide系列（世界各国民间音乐），我也想买下来。后来一想，那张中国专辑收录的是崔健和艾静的歌，我就放弃了。
诚品书店也有很多唱片。在去台湾之前，我一直托一个台湾朋友帮我带书，我管他叫“运书大队长”，有时候他送给我的纸口袋就是诚品书店的。所以，诚品书店在我心中慢慢变得神圣起来，想着去台湾的话，别的地方可以不去，诚品一定要去。但这次到了诚品，感觉很失望，五层楼只有一层是卖书的，其余的都是卖衣服卖工艺品的，卖书的区域看上去还没三联书店大，唉，图书市场在哪里都不景气。我喜欢的书并不多，有些书带过来又有风险，想想还是别冒险了，最后只买了八本书。去之前我专门准备了一个大手提袋，用来装书，最后也没用上。
诚品有一个区域卖唱片，我转了两圈，发现想买的唱片太多了，走马观花就相中了十几张，但最终我只买了一张：李寿全的《8又二分之一》30周年纪念版。
记得还是在上大学，第一次听到《我的志愿》，是孙国庆唱的。那时候词曲作者都没有，顶多署个“佚名”。我看歌词就知道不是大陆人写的，因为“我长大后要做总统”这种话大陆人是写不出来的。当时还听过一首《张三的歌》，是韩军或李晓东唱的，歌名叫《流浪》。后来才知道，这些歌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李寿全。再后来，我终于买到了《8又二分之一》，有段时间，它一直在我的音响里面转。
李寿全的音色很特别，听一次就会记住。更不同的是他的音乐总是带着一种惆怅、伤感，即使唱《我的志愿》，都能听出来这种情绪。我想，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是不同的，创作音乐的人，一定是控制音乐部分的脑神经千差万别，才会写出不一样的音乐，比如，我一直认为陈昇的歌都是在跑调的旋律线上写出来的。脑神经对音乐调性的敏感程度决定了音乐家的音乐风格，只能这么说，李寿全的脑神经对伤感比较敏感。
在台北街头，我的心里不断涌现出忧郁、孤独和伤感，这让我总是想起李寿全的歌。然后停下来，想，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讲不清楚，可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我也不想去探寻这种情绪出现的原因，说起来肯定很复杂，甚至说出来你也不信。
我去挪威的乌尔维克之前，我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样子，因为挪威到处都是美景，乌尔维克也一定很美。可是当车驶入乌尔维克，我还是觉得心里没有准备好，它出乎我意料地美。站在峡湾边上酒店的阳台，我看着远方，心里有种他妈想叛国的冲动。
乌尔维克是挪威诗人奥拉夫•H•豪格的故乡，作家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过他的诗集《我站着，我受得了》。在宛若天堂的乌尔维克，我读他的诗，却发现这哥们儿的诗写的很阴郁很绝望，也许他的诗都是在极夜的环境下写的吧，跟眼前的风景完全不搭。
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深深的惆怅，不管是读豪格的诗还是听李寿全的歌。比如李寿全的《加州的彩虹》，听起来完全没有阳光感，是那么冰冷，《8又二分之一》《未来的未来》听着都会有要哭的冲动，但是单看歌词，并没有那种伤感。
《8又二分之一》发行的时候，台湾还没解严，和李寿全合作的词作者，字里行间都会流露出一股忧郁的情绪，我想他们当年跟此时此刻地球的某个地方的生活环境差不多吧。有时，我们去读那个时期的歌词，那些词句并非只有优美的字面，人们一定是在某种特殊的感受下才会写出那样的词句，不然编都不出来。放在今天，罗大佑死活都写不出“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
大陆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听过台湾流行歌曲，有时候这边的媒体常用“人文歌手”来形容类似罗大佑、黄舒骏、李寿全他们这些人。我猜，这边的人没啥文化，估计看到一些深刻的词句就把他们列入人文歌手行列，可到底什么是人文，他们为什么人文？好像没有人去想这些。一个名词一旦流行，人们就不会思考这背后的意思了，只管会用即可。
漫画家朱德庸先生和夫人陪我逛西门町，在繁华的西门町，他们讲小时候眼中的西门町，他们在哪里玩，那时候有什么，那时候的门脸是什么样子，讲现在的西门町，讲世事变迁带来的无奈……他们的回忆让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西门町。他们陪我去了很多地方，每到一处，都会给我讲一些典故和历史，我也在想那个我想象中的过去的台湾是什么样子，隐约我看到了一道缝隙，那个我并不了解的台湾。
离开台湾之前，我去酒店对面闲逛，附近就是新光三越，但我没进去，而是去了附近的巷子，一条条巷子挨个走了一遍，有很多咖啡馆、服装店、创意小商品，我一边走一边想，台北是座不大的城市，在今天大陆人看来，可能不及一座二线城市，为什么他们创造的流行文化影响大陆好几代人，而大陆这边，为什么在最近这几十年给地球上制造了那么多文化垃圾？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污染了世界还是世界污染了我们？
我欣赏的台湾音乐人差不多都采访过，唯有李寿全还没有采访，这是我十多年来的一个未了却的愿望，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采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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