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周二例会，我们定好了一个封面选题，这个选题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暗自高兴，这一周可以不用忙了，然后把这一周的排得满满的，主要是玩，内容是都跟谁吃饭。第二天一早，孟静发来短信：“马季去世了。”我的脑子嗡了一下，毕竟，我是听着马季相声长大的，觉得很惋惜。看到孟静的留言，我知道，《三联》该报道一下。

然后我跟李大人联系，说了报道的想法，下午，主编朱伟打电话，通知我到单位开会。这时候，我意识到，这周的封面故事计划可能要变更。果然，主编决定，做马季的封面故事。而且要提前一天上摊，这意味着比平时做封面故事的时间少了两天。不过他说了，911的时候只有一天的时间封面都做出来了，所以以后什么封面都能做出来。事实上只有不到三天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看来这次只能绕开中宣部了。

一共五个人做这个封面故事，我赶紧联系人，很多人电话都转到小秘书，显然是被媒体紧逼盯人骚扰的受不了了。我想到了马东，他是最合适的采访对象，以前只见过他一面，在艺术人生开策划会的时候见过，不算熟悉，有一次打电话请教他关于郭敬明的事情，电话里他跟我聊了很多，所以那次采访郭敬明，有了心理准备，对那次采访帮助很大。但是想到他我又很犹豫，我知道，这时候打扰他是非常不礼貌的，几次拿起电话想给他拨过去，又放了下来。最后，我还是试探性地给他发了短信，如果他不回短信，我也能理解，出乎我意料的是，马东回了电话，他回电话，我心里又多了一份内疚。

采访其他人也不顺利，本来跟常宝华先生约好了，聊了不到10分钟，他有事，只能结束采访。而且话题正聊到节骨眼上，就是文革后期，常宝华请马季和侯宝林吃饭这一段。在我采访常宝华的时候，正好崔琦在旁边，我就跟他说：“您能跟我聊聊吗？”崔琦说今天有很多事，晚上7点再联系。到了晚上5点多，崔琦打来电话，说非常抱歉，今天要回家写个东西，没时间了。我说哪怕半个小时也行。显然，临时的变故让崔琦也无奈，他说还是算了。但我还是坚持见他一面，哪怕说一句有价值的话，也算我没白跑。于是赶紧跑到首都大酒店，路上，我就想，只要我见到他，就好办了。以前采访，即便采访被软禁的李宇春，也没这么被动过。

见到崔琦，我就说，崔大爷，您得救救我，我要写20页的封面故事，半个小时顶多能说出半页，我还有两天时间，您要不救我，我就没法交差了，您不知道，我们主编是个毫无人性的人，做不出来，我可能就会失业，我现在想到这些都想哭。我跟崔琦不认识，但知道他以前写过不少相声。我含着眼泪，崔琦坚持说，我晚上写稿子要写很晚，明天就要把稿子交出去，咱们就谈半个小时。好吧，有时候也不能太难为人家，于是采访开始了。

如何让被采访者在短时间内信任你，并让他对话题产生兴趣而忘记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这是个技巧问题，我动用了能动用的技巧，终于把崔先生给稳住了，最后回家整理录音的时候，发现聊了大约两个小时，他终于救我于危难之际，心存感激。

第二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采访马东，这可能是马东在这段时间唯一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约好了下午5点钟到马季的家里，马季的家在小汤山附近，家里临时搭建了灵堂。

我坐上出租车，向北驶去。一路堵车，到了天通苑，车基本上走不动了，北京交通台的两个主持人一直在播报路况信息，关于天通苑堵车的信息就报了三遍，车在路上纹丝不动。我就跟司机说，我饿了，您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路边的饭馆吃点东西。我一顿饭都吃完了，车还在原地。快六点半的时候，终于到了马季家门口，这时候计价器显示出来的是129元，我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这次打车算是破了一个记录。在天通苑堵车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把北京负责城建和交管的领导抓出来挂在天通苑堵车的那个路口上方，让过往的行人都唾弃他们，让他们自己看看为什么会堵车两公里，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北京北部，有他妈好几十个小区，人口加起来好几十万，住这么远的人差不多都买车上下班，可是只有一条马路。既然把人都轰到郊外住，干吗不把交通建设搞上去？

就在我堵车的时候，马东去了医院，给父亲穿衣服，因为第二天要向遗体告别。晚上八点多他才回来，我等了快两个小时。马东眼睛红肿，很憔悴，嗓子都哑了，所以采访录音声音非常小，有些话根本听不清楚。平时采访的时候，我都尽可能提醒被采访者说话大点声，但是这次采访，我实在不忍心。但是作为记者，又要做到不一样的采访，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完成了采访。采访过程中，我因为心里不安，总是走神。这里要非常感谢马东，在不该打扰他的时候打扰了他。

从马季先生家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三刻，路上根本没有什么出租车了，北边的小区建设的很奇怪，两个小区之间都有好几公里的距离，都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而且，连路灯都没有，黑灯瞎火的，特别瘆人，除了路上行驶的车辆，一个人也没有，必须往前走两公里，才能看到灯火。你说这时候也没有个美女出来打劫。我站在路边，拦截过往的车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这要是在旧社会，肯定会有助人为乐的人。无奈，站着等车非常冷，郊外的温度比城里至少低3度，西北风吹过来的时候一点遮拦都没有，我只好往前走。这时候主编打来电话，问我采访情况。我们主编为了在开车的时候能听完《尼布龙根的指环王》，把家搬到了小汤山附近，我去过，离马季的家不远，我当时真想跟他说，您出来把我送到有出租车的地方吧，不然我得走回家，有二十多公里，到家也天亮了，就没时间写报道了。可又一想，主编这时候肯定在写《有关品质》的专栏，万一耽误了，下一期专栏就开天窗了。封面开天窗不要紧，《有关品质》开天窗可是中国传媒界的大事。

主编说：“你很辛苦。”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和隐形眼镜同时夺眶而出，什么叫送温暖下乡啊，我在乡下的时候听到一句暖人肺腑的话。要知道，去年我们的女记者星夜兼程赶到包头采访空难的时候，也是黑灯瞎火，她们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到处都是野狼出没，两个女孩子，容易吗。我们主编给他们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什么时候交稿子？”女记者当时就哭了，“主编啊，这大半夜的，我们都不知道住哪儿，到处都是狼嗥，您都不先过问我们是否安全，就想着发稿的事情，太不近人情了。”不过，在《三联》被主编催稿子大家早就习以为常，这回主编说出了“你很辛苦”反倒让我有点不习惯了。这哪是我们主编的风格啊？不过也得承认，《三联》的很多好稿子都是在我们主编灭绝人性的黄河般怒吼和咆哮中写出来的。

挂了电话，在主编这句饱含温情的话语中，我突然感觉到西北风变成了吹面不寒杨柳风，我忘记了初九的寒冷，忘记了荒郊野外的恐惧，忘记了腹中的饥饿，忘记了身体的疲劳，这感觉像什么呢？就像……就像当年的进步青年参加革命一样，大家互相鼓励，再坚持一下，我们就能走到延安鸟，就能看见宝塔糖鸟，就能看见毛主席鸟。走了大约两公里，终于发现路边停了一辆黑车。

这两黑车，就是延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