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在我博客上留言的同学，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从即日起，凡是在我博客上留言，都要经过审查通过才能放行。
这是我擅自规定的。
至于为什么，回家问你爸妈去。
反正我也不建议你们留言，
如果有些人留言最终没有显示出来，
请不要再留言质问“为什么不显示”“为什么删我留言”之类的单细胞动物的问题。
大热天的，有时间好好歇歇，
瞎留什么言。
有正经事的（比如写情书之类）可以给我发邮件。
怀疑人生的人请给余秋雨老师留言或写信。

特此通告。
祝大家假期愉快。

如今坐飞机查的都比较严，为了不给安检人员增加负担，我出门连洗漱用具都不带了，比如洗面奶啊，洗发水啊，都扔在家里，我也不喜欢托运，因为每次托运都会造成某种物品损坏。

现在不让带打火机上飞机了，凡是跟火有关的东西都不让上飞机，比如打火机，烧火棍，《星火燎原》这样的书，甚至演员仲星火也不让上飞机，如果您上飞机前还带着火气，也得把火撒出来之后才能上飞机……

对于我这个抽烟的人，身上没有打火机是不行的。夏天常常换衣服，换衣服就经常忘记把打火机带上。出门后想吸烟，就只好买一个。如此一来，我积攒了很多打火机。昨天坐飞机，进候机厅之前先在外面吸一支烟，然后特别自觉把打火机扔掉。

安检的时候，安检人员说，你包里有打火机。于是我就翻腾，终于找到了一只，乖乖地交给安检人员。然后安检人员说，再过一遍。结果，她说还有打火机。我又翻腾半天，没找到。我说，您找吧，我没找到。她翻了半天，也没找到。于是只好再过一遍，还是说有打火机。又打开找，我还是没找到，安检人员也没找到。这时，后面站了一堆人等着我且瞪着我，我特别着急。安检人员说，再过一遍。于是又过一遍，显然，机器对我的包了如指掌，又提示有打火机。工作人员又打开我的包，把所有东西都翻腾出来了，终于在一个夹缝中，找到了一枚绿色打火机。看来在夹缝中求生存也不容易啊。然后工作人员又过了一遍，终于，没有提示有打火机了。

后来我就想，我家里的桌子上还有4个打火机，幸亏没有都放在包里，据说6个就得抓起来了。这规矩肯定是老六定的。

我认识小强几年后，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原来还有个笔名叫‘邓迪’。”我说是。姓邓的当年是大姓，所以起个笔名跟人套套近乎。

我当年起这么一个笔名，纯粹是觉得好玩，就跟现在弄个网络ID一样。我起这个名字，主要是当时比较喜欢一个在德国踢球的南非球员邓迪，现在的邮箱名字还是dundee。小强提起我用这个笔名，是因为他克格勃式的读报习惯，每当他在报刊上看到一个陌生名字，都会勾起他求知的欲望。有一次，小强老师看到了1994年左右的《天津青年报》，上面有署名“邓迪”的连载，主要介绍外国流行音乐，内容很简单，类似“历史上的今天”。所以就想搞清楚作者是谁。我连载了半年，后来由于贵报不向作者支付稿费，我就停了，那时候我干过很多学雷锋写稿件不要钱的事情。

我以前还用过不少笔名，最有名的笔名叫“戴方”，我用戴少爷的名字乱写，可以不负责任，出事了人们都找丫算账，至于其他笔名，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我有一个写字人最不该有的一个毛病——不收集自己发表过的文章。以前不收集，是因为觉得写得不好，留着看都脸红；现在不收集，除了仍觉得写得不好，还一个原因就是发表的地方太多，收集不过来了（大部分媒体转载没有向我支付稿费或寄样刊），不过有个机构叫中华版权代理中心，他们一直在帮我统计，他们说我有很多稿费压在他们那里，等有一天我结婚娶媳妇的时候，就把那笔钱支出来，估计能搞一个别开婚面的生礼。那些侥幸用我的文章不付费的媒体，我先让你们欠着，到时候会有人上门讨债的。另外如果您觉得自己的文章经常被媒体乱用且不支付稿费，都可以跟该公司联系，他们会帮你催债。做债主是件很爽的事情。

有一次搬家，我翻出过去零零散散收到的样刊样报，很少，几十篇，当时没过脑子，顺手就给扔了。后来出版社给我出《不是我点的火》，我想起了一篇文章，想收录进去，可我既没有底稿也没有样刊，但是知道是1994年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的，其实也很简单，到北京图书馆里找一下就行了，但是我很懒，特别不喜欢去图书馆，所以就没有收进去这篇文章。后来有了电脑，文章都保存在电脑里，但最初由于对电脑操作不善，备份意识不强，某次电脑格式化，忘了备份，全没了，让我悲愤了好长时间。但是东西丢得多了，也就无所谓了，那些文字，想来想去也不值钱，没了就没了。

每周上班，桌子上都堆着一大堆报纸杂志，时间一长就成了小山，我把这堆报刊取名“王小山”。在这堆“王小山”里面，有一部分是人家友情赠阅的，还一部分是发表我的文章后寄来的样刊，我一般不太好意思看我的文字，一来觉得写得不好，二来看的时候总是觉得不像自己写的，我记得我不是这么写的，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的文字越来越不适合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编辑修改完之后，基本上可以署上另一个人的名字发表，我看到后都认不出来。我们单位有个清洁工姚师傅，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让她打扫一下，这些沉甸甸的报刊，拿到废品收购站能卖不少钱。我这么做不是对给我寄报刊的人不敬，是因为我没有收藏习惯，而且家里地方不大，无处安放。我也没想过这些东西对我有什么价值，留着还挺碍事。

我在来《三联生活周刊》工作之前，给他们《三联》写过一段专栏，但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一份样刊，也就是说，在我去三联之前，都没见过这本杂志什么样子。后来我还专门问过苗炜，能否寄样刊拜读一下。但苗师傅在电话里哼哼唧唧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挺为难的。我猜想是三联那时候还不挣钱，寄样刊成本很高的，我胸一软，就不再提这个非分要求了。不是看不到吗，于是我提了另一个非分要求，让我去三联工作吧，一个不给作者寄样刊的媒体，一定很牛逼。我去了三联之后，继续发扬不给人寄样刊的风格，经常有人催我，你采访我的文章发表了能不能寄一本样刊看看，我一般都答应，但是很少付诸行动，因为我有心理阴影。早在1988年我参加社会实践的时候，在一家公司糊了一个暑假的信封，每天有一千多个信封从我手里过，再重复这样的事情我就心烦意乱。这个公司也就是靠糊信封起家最后做得很大。

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1999年，我认识一个网友，她告诉我，她姐姐很喜欢看我写的文章，并且做成剪报，贴了好几大本，说打算什么时候送给我。我后来没有答应，因为这东西在她手里，可能是一个记忆，放在我手里，记忆的价值远远不如放在她手里大。对我来说，只要每次想到这件事，总能心存感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