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生病，在家休养生息，没事就找了些闲书翻看。很久没有这么看书了。外面的世界太嘈杂，也太无聊。用书把世界挡在门外，眼不见为净，倒也是好事一件。有些精读，有些泛读，有些精泛结合。



我之所以对这几本书发生兴趣，是因为土摩托。我们都知道，土摩托是个生物学家，科技记者，同时也是一个音乐评论家。他在听音乐的时候从来不像我们这样，而是用信息处理的方式，当声音通过耳膜的震动传输到大脑，各种脑神经飞速处理，然后得出一个结果。普通人把这些处理结果变成情感、情绪的表达，而土摩托却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进行数据处理，然后得出一首歌或一张唱片是否科学的结论。为了搞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我不得不翻看这些书来寻找答案，看得我都快累死了。

弗洛伊德用性解释人的心理，认为人的各种行为都和性有关。威尔海姆·赖希用性来解释群体行为，虽说比较偏颇，但某些时候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比如在个人媒体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对比这本书能找出很多人的傻逼行为跟性有关。

大领导不是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吗，咱也不能落伍啊，但是书店都卖光了，所以只能找一本类似的书瞧瞧了。这哥们还写过一本《乌合之众》。

一直想写一本关于文人的小说，便找来几本书翻看，寻找其中的共同点。发现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一样。总结的话，基本没啥好词。

关于色情商业世界那点事儿，之前看过好几本书，但这本书我看了好长时间，也没看完。作者从女权角度来分析色情世界的男女角色关系。前些天又看到一篇文章，那些A片里的女演员认为她们活得挺好，不存在人格和尊严受到什么侮辱的问题。

这是一本给不起眼的小人物树碑立传的书，各行各业的，他们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经历代表着一类人态度，当把小人物放大，其实也挺了不起。

看书名你就知道这本书说的是什么了。不知道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人是否有这种心理。觉得贵国人民活得挺累的。

这本书很好看，之前以为是一本学术书。读起来才发觉是本故事书，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到马来西亚最贫穷落后的村子里待了两年，把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各种言行写得非常透彻。我就想到我身边的人，他们可能不是最底层的人，甚至是精英，但在表达某些权利、观点，争取一些利益方面，和那些底层人没啥区别，用各种耍无赖的方式博得同情并获得利益。

两年前，看了这本书的上册，今年下册才出版。我以为不让出版了呢。如果说把一种生活方式当作商业去经营的话，那么，赫夫纳倡导的《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方式，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他不是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但它对整个商业社会中男人的享乐心理抓得非常准。

这是一本科普书，讲人类的祖先到底是谁。从头到尾就想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不是炎黄子孙，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同祖同宗。都是十几万年从非洲走出来的，后来兄弟失散了，等再见面，发现长得都不一样了，但是基因撒不了谎。

喜欢美国CBGB那拨音乐的人，喜欢纽约地下文化的人，推荐看看这本书。

关于披头士的书，我手里不下八九本了，有种看不完的感觉，这本书分上下册，老厚了。

几年前，我看到了台湾版的《嘻哈美国》。当时土摩托正在写嘻哈方面的书，后来出版了。这本《嘻哈美国》最近国内又翻译了一版。我基本不听嘻哈音乐，但是我倒很喜欢看尼尔森·乔治的书。比如这本《后灵魂年代的美国》从一个黑人角度描述了美国文化。尼尔森·乔治是一个一直在强调黑人文化在美国文化中起重要作用的作家。

很早以前看过电子版，终于买到了这本书。好玩也好看，有些谎言一直是当成事实让我们传播的。看完之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今年做的第一个封面故事，也是我做得最长的封面故事，一共写了2.6万字。第二天起来发现有点下半身不遂，看来真是老了。

现在传统媒体的文字都越来越短，只有三联做得越来越长。我觉得以后封面故事应该不超过140个字为宜。

这次采访了几家卫视台，我平时根本不看这些卫视节目，他们在哪个频道我都不知道。采访的时候才发现，这些频道相互之间的竞争跟打仗没啥区别，还经常口水战。

今年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同时推出了明星跳水节目，就是让影视歌明星从十米跳台往下跳。据说整容过的人是不适合跳水的，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入水时压力那么大，组装过的脸会散架的。你想想，入水前还是个大美女，等捞上来之后变成方舟子了，这就是百变大咖秀。所以，那时候谁敢站在高台上，说明是正宗原装的。

一个月前，一个编辑给我发邮件，因为她编辑的一本书里约了我一篇文章。邮件很长，看完才知道，这个涉世不深的编辑原来被骗了，经过半年多的维权，总算把问题解决了。其实那个骗子的骗术并不高，只是背着她跟出版社签了另一份合同，钱让这个书商赚去了，编辑开始还蒙在鼓里。这种事早晚都会穿帮。为什么这个骗子还敢这么大胆子行骗呢？很简单，并不是所有人都相识，所以不一定都穿帮。我认识一个搞演出的人，以演出名义行骗了好多年，从未失手，前些年因事情败露，进去了。他的成功之道就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这个省骗完了，再骗另一个省。估计全国都留下了他的劣迹，最后败露，栽了。

出版骗局的事情屡见不鲜，我就经常听到这样事情，甚至我自己就是受骗者之一。当年编《欧美流行音乐指南》（1999年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就是当着我面骗我的。那时候我啥都不懂，而且对方拿出一堆所谓的法律政策限制来要挟我，这不行那不行。后来发现，这是出版社对付出版新手的一贯伎俩，能骗则骗。为此，后来我再没买过该出版公司的书。从作者角度来讲，急于出书的心理从一开始就让他处于被动位置，所以很容易妥协让步，出版社抓住这个心理，步步为营，逼你就范。

出版社或者书商还有另一种耍流氓方式，我后来遇到不下四五回，有些人经常把一些文章拼凑到一起，出一本书，里面会收录我一两篇文章。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或者自己发现，这种事儿就跟没发生一样。你找过去理论，他们还振振有词：我们一直想联系您，但一直联系不上。我们会给您送两本样书。

你妈逼的！直线电话号码是六位数的时候，你说联系不上有情可原，现在八位数了，人人都有电子邮箱，都有微博的年代，你还说联系不上，那就是耍无赖。其实这帮孙子心知肚明，就想占你点小便宜，你总不能因为一篇文章跟我打官司吧，这成本也太高了。所以他们没后顾之忧，可肆意妄为。如果惩罚成本高一些，你看他们还敢不敢？

今天看新闻，又看到一出，还是典型的耍流氓。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走近莫言》。作家叶开发现，这本由一个叫任蠧的人编的书是全盘抄袭叶开写的《莫言评传》。

我没看过这本《走近莫言》，我想象这是这样：最近莫言红了，谁都想从他身上揩点油，于是有个人打算编一本书，可能有一部分原创，还有一部分是抄叶开的。反正有“莫言”两个字的书都好卖。叶开说是全盘抄袭《莫言评传》，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人说是只用了4000字叶开的文字。反正白纸黑字，总有一方是错的。

但不管怎样，有一点，你用了人家的文字，之前总的跟人打个招呼吧。不过这不太可能，一打招呼被作者拒绝呢，就没法赚钱了。书中用了《文史参考》上面叶开的文字，据说《文史参考》已经授权给出版社。《文史参考》有权把作者的文字授权给别人吗？这要看他们与作者之间是否有一种默认契约关系，如果在杂志上面有个声明，类似于凡是在本刊发表的文字，作者都默认授权该杂志可以编辑出版、授权他人出版的话，倒也没错。如果杂志没有这样的声明，就无权授权他人使用出版。

实际上，《文史参考》也是摘录《莫言评传》，只是作者授权《文史参考》一次性使用而已，杂志根本无权再转让他人使用。这就好比，你买了一套房子租给了罗永浩住，结果老罗没跟你打招呼把房子当做生日礼物赠与了方舟子……

一般记者的职务创作，其所隶属的单位可以授权他人使用。比如我同事土摩托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很多采访报道，我们杂志相继把他的文字授权给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土摩托看世界》、《土摩托再看世界》、《土摩托又看世界》、《土摩托看不够的世界》和《土摩托看够了世界》以及N多年后的遗著《土摩托再也看不到世界了》。不管土摩托怎么看世界，杂志社都拥有处置他的文字权利，因为这属于职务创作。而《三联生活周刊》跟其供职的员工之外约来的稿件，如果想出成一本书，就要征得作者的同意，并且向作者支付稿酬，赠样书。我不知道那些“生活圆桌”的作者们在“生活圆桌”出成书的时候是否享受到此等待遇。

当然，比起中国梦这样的大事，你的一点版权问题都是小事，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出版商会继续耍流氓。

这些年，因为电视选秀的缘故，翻唱歌曲才开始时髦。参赛选手没有自己的作品，只能唱别人的歌，从《超级女声》到《我是歌手》，无一不靠翻唱别人的歌曲来撑门面。

翻唱没什么不好，关键是怎么翻唱，因为每个人对歌曲的理解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声音特点也不一样，只要能把自己的那版感觉唱对了，就算成功，至少能让人听到不同的理解和感觉。这就像用山东话和四川话朗诵《早发白帝城》肯定会有不同效果一样。但不管是《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还是《我是歌手》，这些台上的选手对歌曲的理解都挺不到位的，年轻一点的歌手基本上唱的很浅薄，比如那个吴莫愁，每次她唱歌我都想杀人。还有那个尚雯婕，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中音没感觉，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呢，非要唱歌。

中国没什么音乐文化，您想想，著名歌星马玉涛，一辈子就唱红了一首《马儿你慢些走》，再晚点的关牧村唱红了两首歌《打起手鼓唱起歌》汗《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苏小明唱红了一首《军港之夜》……那时候只要有个人把一首歌唱红了，别人就会自然回避。但是流行歌曲的创作数量又少，所以这些歌手单靠一两首歌可以混一辈子。

进入80年代中期，流行歌曲不再是靡靡之音，台湾歌曲的涌入，让大陆歌手有机会去翻唱当时咱们还不知道是谁唱的那些流行歌曲。那时不叫翻唱，叫扒带子，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四年时间，差点把台湾歌曲扒个精光。今天听起来，那些扒带子的歌手几乎没有什么想法，也不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适合的曲目，反正拿过来就唱。你想想，田震当年还出过一盘翻唱邓丽君的专辑呢。台湾流行歌曲是有性别的，有些适合男歌手唱，有些适合女歌手唱。但是到咱们这边，就无所谓男女，甚至里面的人称所营造出的语境都不会改动，让人听着特别别扭。

后来他妈不谁吃了一只苹果，知道羞耻了，就极力鼓吹原创，那帮人当时真不太懂什么叫流行歌曲，但都觉得自己能写出跟台湾流行歌曲一样的作品。反正你现在也看到了，大陆出了几代音乐人了，赶上台湾了吗？木有啊，你除了面积比人家大，其他方面都比人家小。

因为一原创，就把翻唱放到对立面了。如果你翻唱一首歌，就像你被嘲笑性无能一样，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没有水准的原创，自然也不会出几首好歌。打开收音机，各类音乐台里的DJ门嘴上都挂着“原创”。现在北京音乐台不是已经原创到靠收钱来维持生计的地步了吗。矫枉过正不过如此。

再看看唱片工业大国美国是怎么对待流行歌曲的。假如美国一年出版1000张唱片的话，可能其中有1/4是再版，1/4是集锦精选现场录音，1/4是翻唱，原创的比例可能也只占1/4。但你会有一种每年都以原创为主的假象，是因为他们会对投入成本的新唱片做宣传（里面也经常会有几首翻唱歌曲），而没有成本或成本很低的唱片不会做太大的宣传投入的，除非翻唱专辑很有特点或很有纪念意义。这才叫良性市场行为。因为他们很清楚，都去原创，市场风险会更高，而再版、集锦精选现场录音、翻唱会让音乐的整体性变得丰富和具有历史纵深感，还能丰富市场品种，让人从不同方面感受音乐氛围。我们都他娘的去原创了，把再版、集锦的市场空间留给了做盗版的——这也算是扶贫吧。

我们现在年龄差两岁的人互相可能都不知道对方听的是谁，这大概跟我们从来不在乎历史，从来都隐瞒历史有关系，让人从一开始成长就忽略历史。所以，我们的音乐不仅没有文化底蕴，没有历史纵深感，没有音乐氛围的立体感，连音乐相互之间的联系都是断裂、无关的。

记得电影《摇滚校园》里，杰克·布莱克煞有介事地在画有摇滚乐历史关系图的黑板前给学生们讲摇滚，这还是简约版的摇滚史图，要是复杂起来，十块也写不下。为啥呢？因为人家的音乐相互之间都有关系，是在相互融合中进化发展的。

我要是去学校里给学生讲中国流行音乐历史，就简单多了，直接把厕所上区分性别标牌贴在黑板上就行了，告诉同学们：“中国流行音乐有两种风格，一种是男歌手风格，一种是女歌手风格，Ladies and gentlemen，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历史课讲完了，下课。”写到这儿，后排那位戴着3D眼镜的同学忍不住了：“咱们不是还有摇滚吗。”是啊，不都是摇几下就滚了吗。你都不喜欢人家，人家还好意思赖着不走吗。

现在流行到电视上得瑟自己唱歌了，翻唱成了主流，如果说《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这类翻唱还是照葫芦画瓢，对付对付观众，观众也能接受，是因为选手毕竟都是草根的。但到了《我是歌手》，就不一样了，这些可都是混迹江湖见过世面的歌星，都是一条道跑到红的人，还跟超女和好声音那些选手一样，估计自己都不好意思上台唱歌了。所以要挖空心思琢磨一下怎么翻唱。可我看了几期后，才发现当年他们唱红的歌曲真好听啊。每个歌手都较着劲的想翻唱的与众不同——问题是你脑子里有过不同吗？这时候大概只有我会想到是因为没有音乐历史底蕴才造成这些歌星们翻唱平平的原因。你们都看门道，咱看的是热闹。

因为我们的音乐没有杰克·布莱克黑板上那么多的音乐风格，编曲再怎么编，还是在原地打转，没有施展空间啊。另外，这些歌手平时就没有可塑意识，翻唱别人的歌曲都有点找不到北。可能也就是所谓淘汰悬念在逗着你要看下去，其实就是一个歌星卡拉OK大赛。我建议湖南卫视下回改成超级模仿秀算了，看谁模仿的跟原唱最接近，我相信小沈阳最终能夺冠。

几年前，我给京文唱片公司老板许钟民出个主意，让他找一帮流行歌手翻唱崔健的歌，我特别想听到毛阿敏用唱《渴望》的方式翻唱崔健的《解决》或是《像一把刀子》。我把主意出完了，就忙别的去了。几个月后我在唱片店里看到了一张《谁是崔健？》，买回去一听，整个一个猴子吃麻花——蛮拧。许老板找了一帮玩摇滚的翻唱崔健，这不一顺边了吗。你应该让这些玩地下摇滚的人唱《渴望》或《在希望的田野上》啊。要说中国流行音乐真让我操心，有一点疏忽了他们就出错。

要不是因为采访，我不会看电视上的选秀比赛，中文流行音乐这点家底也差不多被他们糟践完了。就像黄舒骏说的那样：“只有流行没有音乐。”现在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

当然，看到这里后排那个戴4D眼镜的人又忍不住了：你为啥要求娱乐有音乐性呢？

为了维护良好的微博环境，我就坡下驴，顺带手放弃腾讯微博，感谢那个叫“其他用户”的举报，本人没有任何疑问。等解除限制，我就把它关闭了。

我的同事土摩托，是一个事事都要讲科学依据的人，不管是喝威士忌还是看电影或是听音乐，都要找科学依据。没有科学依据的电影，他是不喜欢的。比如，布鲁斯·威利斯演的电影《虎胆龙威》（II），他就不喜欢。因为最后一场戏没有科学依据。当时的场景是：一帮坏人准备驾机逃走，但是威利斯开枪打漏了飞机油箱，燃料泄漏出来，在雪地上留下一条“尿迹”，趴在雪地上的布鲁斯·威利斯，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点燃打火机，把“尿迹”点燃。事实上他确实这么做的，点燃的燃料瞬间窜到飞机上，然后一声巨响……

这个场景很酷，对吧。

土摩托提出一个质疑，现在的飞机用的燃点很高的煤油，就是因为安全需要，一般用打火机都很难点燃，这场戏显然用的是易燃的汽油，违背现实。如果现在的客机都用这样的燃料，谁还敢坐飞机？

当土摩托谈论音乐的时候，我便留意他喜欢的音乐类型，他为什么会喜欢这类音乐？一定是这类音乐有科学依据，在科学依据的指导下欣赏音乐总是没错的。但究竟有什么科学依据，他只说了一堆名词：“感觉皮质、听觉皮质、运动皮质、前额叶皮质、胼胝体、海马回、依核、杏仁核……我的大脑是通过这些处理音乐的，然后判断出音乐是否好听。”

听得我这叫一个糊涂啊，再问下去，他就用一种鄙夷的表情说：你们这些文科生是听不懂音乐的。后来，我在这本《迷恋音乐的脑》书中找到了土摩托说的答案，同时也发现，土摩托的杏仁核和依核不太发达。

这本《迷恋音乐的脑》是由一个美国的土摩托丹尼尔·列维廷写的，从科学角度阐述了你为什么会喜欢音乐，你喜欢音乐的方式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好音乐的科学标准是什么，你喜欢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这样的电视节目到底是哪一部分脑神经进水了，该如何治疗，不治疗的后果是什么……该书值得推荐。

我祸害的人一般集中在老六、陈晓卿、土摩托这几个人身上，他们的一身“贱子肉”让人无法控制想去祸害他们。这么多年一路祸害下来，我想大家跟我一样，都有点审美疲劳，所以内容也该更新一下了。这回拎出来一个新鲜的，叫全勇先。这人没什么名，但他自己好像觉的很有名了，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句口头禅：“大哥我……”

和很多功成名就的大咖们一样，全勇先来自一座大城市佳木斯，在一家报社做记者。80年代，他听说神农架有野人，便只身去神农架寻找野人，希望能在那片神秘的森林中发现新物种。几个月下来，他非但没有找到野人，当地居民反而把胡子拉碴的全勇先当成野人抓了起来，送到当地科研机构。在扮演野人方面全勇先倒是有得天独厚的丽质。当时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以重要篇幅报道神农架野人新闻。可怜的全勇先啊，拼命解释，无奈当地人听不懂东北话，更加相信这是一种野人语言——那时候赵本山的小品还在田间地头流行呢。全勇先差点被送进实验室解剖。幸运的是，那个准备解剖他的科学家有过去东北插队的经历，听口音不像野人语言，一问才搞明白，算是挽回了一条性命。后来有一位诗人看到这个捣乌龙的报道后，写下了一首脍炙野人口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回到佳木斯，全勇先痛定思痛，觉得做记者职业风险太高，尤其是，在佳木斯，全勇先已经是算名流了，连当地的春晚都懒得出席，鸿鹄焉能安于燕雀之巢，只有到更大的城市发展，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全勇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在当地，全勇先是一个著名记者，才华横溢，觉着自己该去当作家。当作家就必须到北京。想到这里，全勇先背起行囊穿起那条发白的牛仔裤，装作若有其事地告别，告诉妈妈他想离家出游几天，妈妈笑着对他说，别忘了回家的路。

就这样，在母亲的叮咛中，全勇先一步三回头，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当时的文坛，正处于低潮期，全勇先正好借机大显身手，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才如全勇先。你想想，在北京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起这么一个名字，那不是找灭吗。但是当过野人出生入死的全勇先，什么都不怕。

但一猛子扎进作家圈，他才发现，这水深的不是一星半点，可比在神农架找野人难多了。他根据自己在神农架亲身经历写了一个19万字的长篇小说《我从山中来》，投给了《十月》杂志。杂志编辑很喜欢这个小说，但觉得太长，故事虽说惊奇，但多数读者因为没有深山的经历，估计不太感兴趣。加上全勇先起了一个找抽的笔名：才如全勇先，编辑横竖看不过，也没跟全勇先打招呼，直接给改成了一篇八千字的短篇小说，里面还添枝加叶地塞进了无聊的爱情故事，小说的名字也改成了《带着兰花草》。后来编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作者的名字也改成了自己的。当然，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小说发表后全勇先也没看出来，以为石沉大海，便去编辑部索要手稿。编辑说：“小说已经发表在今年第三期上了。”全勇先翻遍了这期杂志，也没看到自己的名字，编辑说；“那个署名‘石康’的就是你的小说啊。”全勇先一听差点背过气去，再一看小说，当场背过气。醒来后他泪如全勇先，质问石康，为什么对作家这么不尊重。石康说：“你已经长了一副找抽的模样了，就别再起一个找抽的笔名了，这都是为了你好，你没红过，你不知道这圈里有多复杂。为了安全起见，你以后就用我的名字发表小说吧。”你们知道后来有一部叫《奋斗》的电视剧红了，就是全勇先老师写的，但一想到写得那么烂，就没敢署自己的名字。

被编辑羞辱了之后，全勇先长了记性，在北京混，没有个组织靠山屯啥的是不行的。于是他找到了通州区作家协会、北京市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要求次第皈依组织。

全勇先还是不死心，把那篇《我从山中来》投给了《当代》杂志，半年后，这个长篇小说被缩成了三万字的中篇小说，内容情节也被改成了一个热爱科学的土摩托从神农架挖到一株任何植物词典里都没有收进去的植物，带回佳木斯，结果导致这种植物迅速蔓延，造成整个三江平原植物污染的科幻故事，小说的名字也改成了《种在小园中》。当然，全勇先老师第二次背过气。

之后，全勇先到雍和宫上了几柱香，希望能时来运转。他鼓足勇气，决定第三次把小说投出去。这次他选择了《收获》杂志，并且主动把小说名字改成了《希望花开早》。后来，真的在《收获》上发表了，而且确实是署名“全勇先”。当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中国一流文学杂志上的时候，他喜极而泣，隐形眼镜夺眶而出。他看着前面的目录页上自己的名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找到诗人大仙，让他验证一下，这三个字是不是叫“全勇先”。大仙十分肯定地告诉他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都能认出这三个字叫“全勇先”的时候，全勇先泣极而再泣：“大哥我也有今天了。”但是大仙皱着眉问全勇先：“你不就是写了几行破诗吗，激动个啥呀。”“什么？”全勇先赶忙翻到内文，定睛一看，这篇名为《希望花开早》以儿歌文体发表，而且只有二十行，他又背过气去了。

大仙用一瓶二锅头把全勇先灌醒，问：“当年我们都懒得在这种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你丫怎么那么当回事呢？”全勇先解释不清他这段坎坷的文学人生，只有默默地流泪。大仙说：“你看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写诗啊。我告诉你，写诗，你写不过汪国真；写小说，你写不过郭敬明；写随笔，你写不过余秋雨。文坛这三座大山你是别想扳倒了。”“可是我热爱文学。”“这年头谁还热爱文学？”大仙一脸不屑。“可是我有很多灵感。”大仙说：“你丫也太OUT了，现在都是先有合同再有灵感。你去写剧本吧，据说这个行业缺人。”

全勇先回家想了三天，决定放弃纯文学，改写电视剧剧本。前段时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全勇先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大仙，在电话里一边哭一边骂大仙：“当初我要是不听你的，再坚持几年，哪有莫言的事儿呀。”

扎进剧作圈，全勇先才发现，这个圈子比文学圈还他妈黑暗，一个没有干爹没有背景且毫无姿色的人，想出人头地，太难了。但是全勇先不信邪，他把那个19万字的长篇小说改成了一部丛林侦探悬疑片《一日看三回》，送给了一家影视制作公司。说实话，这个剧本写得不错，影视公司也看上了，但是没告诉全勇先。半年后，他们告诉全勇先，公司因资金问题，不能投资拍这部戏。两年后，全勇先发现，这个故事被改成了另一个电视剧，故事情节和他的一模一样。全勇先急了，找到影视公司理论。影视公司矢口否认，全勇先决定起诉该公司，但法院以证据不足决定不立案。全勇先找了一帮佳木斯的黑道上混的人来到这家公司，要求给个说法，不然就把老板刨坑埋了。老板为安抚全勇先，送给他一只哈士奇狼狗。全勇先生性爱犬，一见到哈士奇，也就忘了维权这件事了，抱着哈士奇回家了。

全勇先继续创作剧本，半年后，一部40集的电视剧写好了，这次他长了记性，先签合同。半年后，影视公司因投拍另一部电视剧失败资金链断裂宣告破产，全勇先又白忙活了。他整天以泪洗面，看着别人写的电视剧在电视上播放，他心里可不是滋味了。但是全勇先还不死心，他又写了一个40集的剧本，这次合同也签了，定金也拿了，总算放心了。但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这个剧本审查时给毙了。

在经历了数年的坎坷之后，全勇先绝望了，他想写的大浪漫、大悲壮、大深沉的作品看来是没有市场了，便把自己在北京混的经历虽随便写成剧本，没想到一炮而红，这就是《奋斗》。从此，全勇先一跃成为一流编剧，他一流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根据热播的电视剧《潜伏》改编的《悬崖》都能再红一遍。

有一次，全勇先老师在接受湖南卫视采访时，每每谈到伤心处，都泪如雨下。编导发现全老师有此特异功能，便聘请全老师到湖南卫视专门辅导选秀综艺节目现场脑残观众的哭泣表演。为什么只有湖南卫视的现场电视观众喜欢哭，且哭的形态特征各异，百哭齐放，百哭不厌，就是得益于全勇先老师的言传身教。

后来有个叫朱军的主持人主持的《艺术人生》收视率一路下滑，便找到全勇先做表演指导，结果，《艺术人生》至今还活着。

现在，全勇先老师很忙，受雇于各种剧组、电视台，专门辅导哭戏，人们都戏称他“泪导”。前几天我见到了全老师，谈到他现在的新职业，老全长叹一声：我做泪导的目的就是要雷倒人，可是有谁像大哥我这样真的在心里流泪呢。

我新买的诺基亚手机不慎丢了。这款手机500块钱，虽然不像丢一台相机那样心疼，但那也是钱啊。关键是里面有很多人的联系方式，虽然这些人大都没什么联系，但是要把这些人的号码收集起来也是个大工程。遗憾之余，只能期待拾到手机的人高风亮节，把它还给我。

果然，手机丢失的当天下午，我妈给家里打电话，说有个人跟她联系，拾到了我的手机，让我跟这个人联系。你看，还是好人多吧。我赶紧跟这个拾机不昧的好人联系，约好地点见面。

雷锋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开着一辆马六。见面后我反复道谢，并拿出五百块钱给他，小伙子说，这个就不必了，我不是为了钱。我很感动，请小伙子喝了一杯咖啡，畅谈一下祖国大好形势。小伙子很不解，问我：你是不是经纪人啊？手机里有那么多艺人明星的电话？我说那都是我周围朋友的网名，比如那个叫布拉德皮特的人其实长得跟陈晓卿一样。他又问我，你为啥还在用这样的低端手机？我说主要是家里穷，买不起智能手机。虽说跟这小伙子素不相识，但是聊得很投机。

要说人生就像戏一样呢，因为聊得太High了，结果，走的时候我又不慎把手机落在了酒吧。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才发现，手机不见了。结果，中午又是我妈打电话给我，说又有人捡到你的手机了，赶紧跟人联系。同时也数落了我半天粗心大意。

这次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我们就约在那个丢手机的酒吧，同样，我拿出五百块钱，姑娘说，干嘛这么客气，我又不是为了钱。

多好的姑娘啊。

出门前我确信确实把手机放进了口袋，并且使劲摸了摸，硬硬的还在，才放心出门。姑娘启动了她的保时捷，消失在夜色中。我望着姑娘消失的方向，突然有一种感动涌上心头，我生活在我的祖国，是多么的幸福啊。

回家的路上，我开始怀疑人生，以前，我总觉得，中国现在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其实未必是这样，好人还是多，只是你没碰见而已。

回到家里，我把抽屉里的手机都翻腾出来，一共有九个手机，其中有四款智能手机，分别是三星GALAXY Note II N7100、iPhone 5、HTC X920e、LG P880。这些手机都是人们送我的，太智能化了，远远超出了我的智商，所以一直丢在抽屉里。还有五款非智能手机，基本上都是诺基亚的各种低档手机。看着眼前一堆手机，我决定用这些手机做一个测试。

我去移动、联通营业厅办理了一个九个号码，然后在手机里象征性存了几十个电话号码，其中我自己用的那款手机号码存成了“表哥”，因为过去发生过两次戏剧性事件，朋友的手机丢了，拾主捡到手机后给我打电话，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失主的表哥。一切设置完毕，我便上街，先是把那几款非智能手机随便丢在百货商场、饭馆、书店、酒吧……果然，几个小时后，便有人跟我联系，不到一天的时间，这五款非智能手机都完璧归赵。好人真多。

我又如法炮制，将那几款智能手机随意丢失，而且没有设置任何密码。几个小时后，我开始打这几款手机的电话，有三个关机，iPhone 5打通了但是不接电话。一天之后，iPhone 5跟我联系，希望把手机还给我“表弟”，我说还给我就行了。但是在我跟他约时间地点的时候，他总是说很忙，要请假，而且离他很远。我说去他单位附近，他又说常在外面跑，不是大兴就是顺义……

我明白了，不出点血是见不到他的。我在电话里说会给他的钱做酬谢的，并约好时间地点。就在我奔赴约会的路上，iPhone 5打来电话，说五百块钱是不是少了点，能不能再加一千。我回答很干脆，算了，手机送你了。他说：这是你说的啊，不是我想占便宜，你别后悔。我说我不后悔，便挂了电话。

我还在等待另外三个拾主跟我联系，几天过去了，杳无音讯。看来好人的程度跟手机的智能化成反比关系。

就在这时，我们敬爱的罗永浩老师打电话给我，说：“锤子手机马上面世，我知道你不喜欢触屏智能手机，但我还是要送你一个。”多好的罗老师啊，知道自己的手机有可能滞销，提前送给朋友留作纪念。

说实话，这款锤子手机做工确实很好，里面的功能也很强大，中国人就是做事不认真，一旦认真起来，都能做好。

我又做出一个决定，把罗老师送我的手机丢掉，看看会是什么结果。如果石沉大海，那至少证明这款手机是世界级的。

我把锤子丢在了出租车上。

半天后，居然有人跟我联系，说捡到了手机，你是他表哥，让我表弟跟他联系。我说你就给我吧。跟这位先生约好时间地点。见面，他拿出锤子牌手机递给我。我看着手机，说：以前我丢过好几部智能手机，结果都成了肉包子打狗。没想到你还能还给我，说实话，这款手机比三星苹果强多了，你能还给我，真是太感谢了。

这哥们一听，咧嘴苦笑了一下：“操，这手机要是有打电话的功能我才不还给你呢。”

最近换了一个手机。用诺基亚2060替换掉屏幕早就龟裂一年有余的C5。作为诺基亚的忠实用户，我发誓一定要用到它死为止，并且我已经看到了它的死期——至少从这款今年2月推出的2060身上。

在过去的八年间，我用过的六款诺基亚手机从未出现过通讯录存不下的问题。之前在C5上，我有将近1300个电话号码，但是复制到2060上，发现只能存下1000个号码，而SIM卡最多只能存下100个号码，这意味着还有两百多个号码我无法存进去。从功能和配置上看，这款2060可能是诺基亚推出的最好的塞班40系统手机，可偏偏对存电话号码有限制，我不知道诺基亚的工程师或者主脑人物脑子进了什么东西，你内置了那么多没用的软件，干嘛就不能给通讯录留一点空间呢，何况也占不了几个字节。我想半天没想明白，估计我要是咨询他们的技术开发人员，他们能给我拿出好多解释的理由。

我反省我自己，因为我是记者，认识的人比较多，而且仍顽固坚持使用按键手机。像我这样的用户属于他们在技术开发是可以忽略的那部分，这款手机可能是给那些中老年且社交不广的人预备的。如果有一天诺基亚变成了No Kia，彻底死掉，那真是大势所趋。

我只好从A到Z把一些不常联系的人号码删掉，把一人多号的合并到一起，最后，还有五十多人的号码存在SIM卡上，也就是说，还有大约四十来个人的存储空间，对我来说，也就是半年的光景，就会把SIM卡也存满。

为此，我只能去中国移不动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SIM卡，但最大也只能存进250个号码。

写到这儿你也许都急了，你干嘛不换一个苹果三星智能手机呢，想存多少存多少。实话告诉你，我抽屉里有三款这种高级手机，不喜欢。我用手机就是用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仅此而已。

去移动营业厅换卡，一进门就被服务员缠住，向我推荐各种骗人的买话费换手机的套餐。我问，有按键手机吗？服务员说：“没有，现在都是触摸屏手机，这是趋势。”我说那是他们的趋势，跟我无关。服务员很失望。

作为一个主动落伍者，我发现，当你的习惯节奏和周围的人出现“切分音”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就好像：舟已行矣，而剑不行。这让我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又有了新的视角。

最近两年，我不太爱聚会社交了，尤其是人多的时候，我更不爱参与。大概是今天的社交环境和行为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过去，人们聚在一起是因为渴望交流。中国人传统的交流形式是众人围坐在一起，海阔天空，这其中一定会有一个主说，还有一两个副说，其余以观众为主，就像一台戏。这和西方人的Party不同，西方人比较民主，没什么主说副说听众，你端一杯酒，想跟谁说话就找个地方说，既不干扰别人也不会被人干扰。

因为移动互联，让中国人的传统聚会方式发生了改变，聚会的初衷一定是因为渴望交流，但是一落座，交流的愿望顿时烟消云散，人们纷纷拿出手机，全神贯注地盯着方寸大的世界，现场几乎鸦雀无声，有时候你想说句话都感觉是在打扰学生上课而感到内疚和不忍心。

如果按弗洛伊德的那一套学说来解释现在人们的聚会行为，大概就是人们都有手淫的欲望，不管是按键还是划屏，潜意识里都是在手淫——只是平常自己在被窝或厕所里，现在是在餐桌旁集体手淫。所以，在鸦雀无声的手机互联的聚会中，你偶尔能听到有人咯咯咯地笑出声或者尖叫起来，哦，那是他（她）手淫到高潮了。

我认为从一开始张罗起来的貌似很隆重的聚会，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无聊，从话题到行为，交流的行为已经越来越弱化，每个人都像壁花一样，把自己从众人中冷落出来，在手机上寻求属于自己的安慰。妈逼的，那你费劲出来聚会有何意义，自己在家玩不就行了。

当然，在家里可能也是一样，大概自从有了电视，家庭的交流就变少了，但至少还可以坐在一起，看着节目互相交流观感。现在有手机了，一家人玩手机就能玩掉一辈子。想想有这样一个三口之家，父母为了防止孩子吵闹，给孩子弄一个iPad，这傻逼孩子能玩到退休。长年的夫妻大概也没什么新鲜交流话题了，估计也都是各自拿一个手机瞎鸡巴玩，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这就是时代的晚上。要不说崔健牛逼呢。

有一次，我跟比石康还红的剧作家泪如全勇先老师喝咖啡，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个姑娘，一看就是90初，这姑娘每隔一两分钟就要看一下手机，似乎已经变成强迫症。我问她，你可不可以十分钟看一次手机？这样你可以听你全老师怎么吹牛逼。这姑娘试图按照我说的做下去，结果没一会就受不了了，总想去摸眼前的手机。后来干脆起身告辞。全勇先老师很不悦，说好不容易搭个上一个姑娘你还把人赶跑了。我说就这种姑娘，你领回去跟她做爱，说不定她每分钟要刷一次微博呢。好歹以前你用的充气娃娃不会这样吧？

我认为，全勇先老师和充气娃娃做爱的时候一定是有交流的，因为充气娃娃不会在中途看手机。

前些天，有个朋友过生日，去了十几个人，结果，人们仍然在控制不住自己玩手机。我跟寿星老说：你该在他们进门的时候把手机都收走。

当你跟一个人交流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并没有认真听你说话或者把心思放在别的地方，你的反应是对方有些不礼貌，不尊重你。当有一堆人交流的时候都不专注去交流，就不存在不礼貌和不尊重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