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伊始，拿到了许巍的新专辑《梦游》。

说实话，在《时光•漫步》之后，我认为把灵魂交给佛陀的许巍再做不出像样的音乐了，那以后的每张专辑都像是祈祷词。至少，在《曾经的你》之后，我没有记住任何一首他的歌曲。看这张专辑的封面，我猜他是进一步入定，里面装满了阳光灿烂、言之无物的歌词。

说来许巍也挺奇怪的，当年出道，意气风发，他希望自己能做出Nirvana那样的音乐，所以他抛弃了《执着》这样的歌曲。但是命运无常，在人生经历了一番打击之后，他抛弃了Nirvana，又轮回到《执着》的路上，只是回来的时候丢失了他最宝贵的东西：激情。他变得絮絮叨叨，像个找不到阿毛的祥林嫂。我没觉得他的音乐找到了新方向，更听不出来他的音乐里有什么气定神闲，这都是掩饰他音乐才华枯竭的借口。

这张《梦游》里装的又是什么呢？看歌名大概你会略知一二：《咸阳城》《长安秋望》《云》《春日》《梦游》《遣心》《寒蝉》《长安古道马迟迟》《一蓑烟雨》，看着就觉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打开封面，第一页有一句话：“献给科特•库班。”再看里面的歌词，都是唐诗宋词。这是个什么路数？

我记得有一回采访许巍，他在回忆当年与红星音乐生产社签约的那段时光时说：“哥们儿那段时间彻底地颓了，公司里平时都见不到一个人，一日三餐都不知道去哪里吃。晚上我抱着吉他坐在山坡上，想唱歌唱不下去，不唱又太孤独了。你知道那时候孤独是什么感觉吗？我觉得天上的月亮都懒得看我一眼……”

这时许巍想到了赵师秀《有约》里的诗句：“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首诗把无聊写到了极致。许巍望着躲到云层里不忍看他的月亮，不禁感到人生的迷茫和绝望。天阶夜色凉如水，把他凉到了谷底，能有零下几度C。他当年离开西安来北京，是有梦想的，他希望能变成像科特•库班那样酷的摇滚歌手……想着想着，许巍哼哼起了这句诗，但是哼出的旋律是Nirvana的“Smells Like Teen Spirit”。大半夜的，人也无聊，许巍觉得这种混搭效果挺好玩的，虽然月亮都懒得听他唱歌，自娱自乐也可以打发一下时间，于是许巍干脆把《有约》这首诗填到“Smells Like Teen Spirit”里面，反复唱了几遍，感觉还不错。唱着唱着，许巍哭了……我啥时候才能像库班那样红呢，再不红就变成库尔班大叔了。

第二天，红星公司通知许巍，三天之后搬出老山，因为公司已经在工商局注销了。

写到这里，你大概明白了，《梦游》的歌词是唐诗宋词，曲子都是Nirvana的。

许巍曾说，一进入创作状态，就会崩溃，因为自己太敏感了，会想起很多故事，这些故事会刺激到他，让他无法创作。可是他又得去写歌，费半天劲，写出来的歌也不满意。去年夏天，他对月当歌，忽然想起十多年前在老山的那一幕，而且又是库班去世20周年。过去那么迷恋库班，应该纪念一下他，也算了结自己心里的一个情结。但是他实在写不出激情四射的歌词了。

为什么不把唐诗宋词放进Nirvana的歌曲里面呢？许巍这么想，一来回避了词曲创作这个痛苦过程，二来自己的音色跟库班也有点像。库班在美国西雅图，也算美国的西北，西雅图口音和西安话也很像——就这么定了。

《梦游》筹划了半年多，他精挑细选从唐诗宋词里面找出了九首作品，从这些诗词中不难看出许巍现在的心境。这九首作品分别是：王维的《春日》（桃源一向绝风尘）、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许浑的《咸阳城东楼》、杜甫的《水槛遣心》、赵嘏的《长安秋望》、来鹄的《云》、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少年游]《长安古道马迟迟》和苏轼的[定风波]《一蓑烟雨》。许巍说：“有时候我们总是绞尽脑汁想写出一两句牛逼的歌词，其实你一翻古书，人家一千多年前都写好放在那儿了。”

歌词选好了，曲子都是Nirvana的，接下来怎么制作这张唱片，许巍有点迟疑了，这么一混搭看似很简单，但他不想做成翻唱加填词那样。

制作这张专辑，许巍又几近崩溃。为了调整心态，他干脆放下手头的工作，去了一趟印度。这次印度之行，却有了意外收获。在孟买的一家茶馆喝茶的时候，许巍遇到两个老外，一聊天，许巍才知道，孟买最近正举办一个电子音乐节，他们都是来参加音乐节的，其中一个叫Toby Marks，是个玩电子乐的，来自英国，多年来他一直对东方音乐感兴趣，而且还有一支叫做Banco de Gaia的乐队。另一个人叫Brock Van Wey，来自美国的DJ，他有一个艺名：BVDUB。他过去出过的唱片比所有中国歌手一年出的专辑加起来都多。几年前BVDUB来到中国生活，是他一眼认出了许巍。

Marks一听许巍来自中国，兴奋地说：“我的音乐里面经常会用到中国音乐，我当年还写过一首叫做《China》的曲子。”

许巍看完他们在音乐节上的表演之后，恍然大悟，何不邀请这二位来制作他的新专辑呢。两个人也很高兴，纷纷表示一直希望能和中国的音乐人合作。许巍说：“我希望能在专辑中营造出一种悠远、恬静、飘渺、空旷、迷幻、神秘、阳光的感觉。”Marks说：“那只有电子音乐能实现你的这些愿望。来吧！”

把唐诗宋词放进摇滚曲子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好在Nirvana的歌旋律写得都很好听，只要把节奏放慢，立刻变得悠扬无比。

Marks负责Trance结构的设置，BVDUB负责营造Ambient效果，比如许巍说《少年游》这首歌想要日暮西山的感觉，BVDUB就会鼓捣出各种声效，直到许巍满意为止。许巍说《春日》要阳光一些，欢乐一些，Marks会用雷鬼节奏打底，BVDUB会营造出暖春的阳光透过树叶晃得人睁不开眼的慵懒、迷离的效果，听起来还真有点像杨贵妃蹦迪的感觉。

Marks告诉许巍，Nirvana的旋律只需用一部分，那就是你在开口唱的时候，其余时间这些旋律会变成一段段的Loop。这样一来，每首歌的长度都在七分钟以上，给“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填上《梦游天姥吟留别》更是长达12分钟。

我个人觉得，Marks在专辑里玩得最漂亮的是对Edgar Froese当年的那首“Metropolis”的采样处理，这首曲子原来有点瓦格纳的音乐气质，把它和“Pennyroyal Tea”串到一起，许巍再把苏轼的词放进去唱出来，简直飞得有点没边了……

许巍说：“如果说学佛让我找到了生活的方向，打开了我的一扇精神之门的话，那么这次跟他们两个音乐家的合作，让我开启了一扇新的音乐之门。以前我对电子音乐没什么兴趣，现在我才知道，自己平时在脑子里蹦出来的思绪、幻觉，用电子音乐都能实现。”

中国的土鳖音乐家啊，你们真是没有生在一个好地方，西方有那么多好东西，不能进校园，还不能进到你们的脑子里吗？

我弟弟开了一家网店，专门卖吉他。
店名叫《挪威森林吉他坞》。有兴趣的同学不妨去看看。
我弟弟的服务态度比我好。

有部叫《五十度灰》的电影在今天（2015年2月13日）上映，但是生活在姚家沟的人民——不管是男人民还是女人民，没有机会去电影院感受S&M的乐趣，只能通过非常规渠道观看，一部投资巨大的情色片只能被当成AV来对待。中国是一个主子VS奴才的虐恋大国，却不能看一部虐恋电影，这是何等的虐恋！

之前我看过一部叫《五十度灰》的小电影，不知道谁拍的，拍得比毛片好一些，至少没那么多长镜头——区分色情片和毛片的标准就是看长镜头的多少。所以，正式的大电影肯定不能像小电影那么拍，得有点故事情节，得非常讲究一些，把虐恋包装成一个爱情故事。从分级标准上，应该是R级。但是它怎么加入符合好莱坞电影的故事情节，也无法逃脱故事本身陈词滥调的窠臼。

《五十度灰》是一个滥到你即使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文学青年，搜肠刮肚想写一个无聊的故事，都不会选择这样一个青春女子爱上高富帅的题材，但是E.L.·詹姆斯没有放过这个题材。环球公司没有放过这个题材。

中国现在没有色情文学，但是色情文化却很发达。中国过去有色情文学，最繁荣的时期是明清，估计那时候没有审查制度。但是这些色情文学你怎么看都是男性视角下的描述，女性只是一个为丰满男性形象的工具。小说在当时的地位就像现在小说的地位一样，你看那些文人，画幅画、写首诗，都要署上自己的名字，盖上自己的印章，生怕被别人掠美。但是费半天劲写个小说，都不好意思署名，搞得现在四大名著的作者都成了悬疑。男人对待小说的态度尚且如此，女人作为一种社会上最卑微的角色，基本都是文盲，怎能去写小说，更何谈什么话语权。

中国仅有的色情小说繁荣时期也基本被父权所控制。等到了男女平等的年代，又不许写色情小说了——实际上是父权社会的权力变得更强大了。弗洛伊德早就分析过，父权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专制，有受迫害妄想症，总是在四面楚歌的想象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敌人，进而通过加强专制来巩固父权。在中国，不会有色情小说出版，尤其是女性视角下的色情小说。

但是，可以有更含蓄的情爱小说——虽说一度情爱小说也被打倒。从《红楼梦》里的情爱到琼瑶小说里的情爱，实际上填补了中国当代女性最基本的意淫诉求，用文学的方式把女性的浪漫心理指向一个不可控的情感荒凉境地。情爱小说在满足女性的精神想象之后，反而割断了与身体想象之间的关系。男性在今天可以通过毛片来满足自己，但女性满足自己的方式不是毛片，而是情色文字里流露出来的浪漫，但它又是缺失的，琼瑶只能送你一程，扔在半道不管了。中国至今没有一本像模像样的女性文学刊物，也没有女性视角下色情小说的作家群体。结果，很多中国女性只能阅读纯文学或通俗文学，结果无数中国女性被活活逼成了文学女青年。

我看过一篇安·巴·斯尼陶（Ann Barr Snitow）的文章《大众市场的罗曼丝：女人的色情文学是不同的》（Mass Market Romance: Pornography for Women is Different），她是个大学文学教授。这篇论文发表于1979年，她以加拿大禾林公司出版的《浪漫小说》杂志为样本，分析了这本杂志上的小说和其特定女性读者群的消费心理、性心理。现在再把斯尼陶的文章拿出来看，一点都不过时，她分析得很全面，因为女性对文学的理解，对色情与性的理解一直没有变，这一切基本上都体现在《浪漫小说》杂志的每一篇小说里面了。对今天的中国女性来说，没有《浪漫小说》这样的市场针对性极强的文学刊物，但并不是说斯尼陶对女性文学市场分析的现象在中国女性身上不存在，在我看来，它极其符合当下中国女性的性心理诉求。

斯尼陶分析道：“这些小说是有趣而吸引人的。这是因为它们规定了一整套的人物关系、情感和能打动我们的构想。”有时候我们鄙视模式化作品，但实际上我们都离不开模式化、套路化作品，因为这是经过千锤百炼、具有核辐射威力的结构。

爱情小说写来写去就是写欲望，当那个黑8最终被打进洞之前，必须出现一系列障碍，看着才能更加勾起读者的欲望。斯尼陶说：“一般看来，禾林小说没有什么情节。禾林的世界就是被男人和女人这两类难以交流的人所占据着。小说中所有的不安和麻烦都是由彼此引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极端乐观派的小说有它们自己的梦幻般的现实世界：文化造成了两性生理经验上的差异。两性具有不同的需求和兴趣，当然还有不同的阅历。他们发现彼此完全不能了解。”

斯尼陶继续分析：“由于禾林小说中的全部行为都是从女性的视角来写的，那么读者就会认同女主人公对那些‘皮肤黝黑的、高大的、神情严肃的英俊’男人的古怪无常的行为的理解，无论那个男人是神秘的陌生人还是有权势的老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小说中的关系是颠倒的：女人是主体，而男人则是客体。尽管女人的服饰总是被很仔细地观察，但禾林小说中对男人的描述要比女人多得多。他是未知的他者，一尊性感圣像，他的魔力就在于他是雄性的。小说中充斥着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男性的就是好的，男性的就是充满激情的，在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了。”

你会发现，《五十度灰》几乎是以斯尼陶的这段分析“为蓝本”下创作出来的，E.L.·詹姆斯和70年代为《浪漫小说》供稿的作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是形式上稍有改变，那种被抽成真空的浪漫演变成一场S&M游戏，唤醒了一个女性潜在的性心理需求，其实这种写法也没有稀奇的。但它很受欢迎，比《哈利·波特》还受欢迎。看来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是被压抑的，只能在一场虐恋中狂欢。

琼瑶的小说在很多方面跟禾林的《浪漫小说》有相似之处，但是琼瑶小说里缺失了“性欲”这个主题，至少琼瑶阿姨没有直白地去描写这个主题，而是强化了女性的浪漫与神经病特质，这也是我们有段时间解读琼瑶小说时常常提到的“毒害不少女青年”的原因。因为让中国女性读者去摆平想象中情与性的关系，尤其是从文学作品中想象，大概还有点难度。

女性视角的小说往往在细节描述上更胜一筹，这是男性所不能企及的。“在禾林小说中，穿什么衣服这个问题占据着大部分空间……服装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大量出现美食和家具。”这种文学化的细节描述放到《浪漫小说》的架构里，它就变得另有所指：“禾林小说使日常生活不再沉闷，它反复描写女人如何梳头，如何够着身子把盘子放到高架子上去，女人做着她们每天都要做的事，这种固定不变的状态中潜藏着性欲。”

情爱小说或情色小说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让主人公进入到一个真空状态，这样更易于浪漫，它让虚构文学的封闭系统更进一步封闭，封闭到只剩下一些仅为主题服务的要素，它带着超出现实的情色情境，特别容易打动情商不高的女性读者。斯尼陶说：“我们的文化中最极端的神话之一，就是认为理想的个人是那些勇敢的、完全孤立的人，但这仅仅是对男人而言。女人们往往被文化、社会关系、家庭和爱情（一种被女权文化定义为欲望的状态）所局限、所羁绊。她们能够为社会接受的一种超越，就是浪漫。”

我觉得中国不管是在文学还是在艺术方面，由于它过于强大的父权意识，导致女性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话语权被左右、被淹没、被肢解，甚至意识不到女性受众所需——逼的很多女性不得不去喜欢李宇春。如果我们从大众文化角度去分析性别消费，中国为女性提供的文化消费是极其扭曲的，甚至是带着歧视性的——女性消费者显然是意识不到的。

斯尼陶也无奈地总结道：“当女人们想要体验激情时，社会提供给她们的途径就是浪漫。当女人们试图想象与人交往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最美好的景象就是男性和性交。当女人幻想着成功和权威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方法就是去引起一个男人的注意。当女人们幻想着性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表现只是去直接地挑逗和满足男人，而把大多数的表现都视为禁忌。当女人们打算独身时，社会几乎就不会提供关于这方面的诱人前景。”

当E.L.·詹姆斯通过一番酣畅淋漓的意淫之后，大概她也无法逃脱笔下女主人公沦为男人性工具的老套路。但这是周瑜打黄盖，也是传统女性视角浪漫小说核心诉求。环球公司高价买下电影改编版权，它看到的不是色情片的噱头，而是这个巨大的市场还是由女性的虐恋来支撑的。

祝各位读者情人节虐恋快乐！

老狼的头上一直围着一块“校园民谣”的红头巾，这个“狼外婆”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听听老狼唱过的歌曲，大都跟校园民谣没有关系，跟民谣更是没什么关系。“民谣”也好，“校园民谣”也好，都是生生造出来的概念，从来没有内容。这就像我们谈论死亡金属一样，空有概念，没有内容。

民谣是什么？大概只有中国人把本来该叫“民歌”的东西称作“民谣”。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当代文化之间的结合造成了“民歌”与“民谣”的冲突，与其说是想把这两种概念区分开，倒不如说是定义了一个伪概念，因为我们的民歌无法从传统的音乐语言顺利过渡到现代民歌。

在台湾，民歌指的是比邓丽君更早的那些歌手演唱的歌曲。至于大陆这边，与传统之间的割裂更明显，“民歌”一般指的是音乐学院教出来的结合了意大利美声唱法、俄罗斯民歌唱法和中国传统民歌唱法的一种演唱方式，它消灭了差异，在某个时间段它更多是为意识形态服务。

所以大陆很自然地接受了台湾对新民歌的定义，即称之为“民谣”。如果说台湾在民歌与民谣的转换过程中还有联系的话，大陆则一点都没有，对那些唱流行歌曲的人来说，继承传统民歌似乎是一种耻辱。

这不禁让人想到鲍勃•迪伦，从他出道那天开始，就一直对传统音乐情有独钟，他总是慧眼独具，让一首首传统民歌重新焕发出金子般的光芒。

前面罗嗦半天，是想告诉大家，老狼在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似曾相识》中，做的正是一件挖掘金矿的事情。这是一张包含了15首歌曲的翻唱专辑。

谈到为什么做一张翻唱专辑，老狼说：“其实这个想法在10年前就有了，出道10年，想翻唱一些歌曲，当时只是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可是还没等我做，电视选秀开始翻唱歌曲。哥们一想，还是别再去趟这个浑水了。”

但是又过了十年，老狼终于还是做了这张专辑。他说：“我特别不喜欢人家说我是校园民谣歌手，我唱的都是流行歌曲。但我的确喜欢民歌，现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流行民歌，那些人都是因为没钱买更好的乐器，只能拿一把破吉他弹唱，然后就说自己是民谣歌手。民谣不是这样的。有一回跟李宗盛聊天，聊出点感觉，他建议我做一张真正的民歌专辑。我说你来制作我就做。”

于是有了《似曾相识》。

李宗盛在唱片文案中写了一段话：“选秀繁荣了电视，毁了音乐。音乐已不再是内心情感的表达，变成了外在的舞爪，成了矫情病。这也让华语音乐从此走进歧途。我们希望通过这张专辑告诉人们，音乐可以重新站在起点，回到内心的情感家园，这样的音乐才有力量。”

李大哥这是要拨乱反正啊！

15首翻唱的曲目除了凤飞飞的《追梦人》和齐秦的《原来的我》两首歌之外，基本上都比较生僻，很多人大概连最初的演唱者是谁都没听说过。台湾歌曲选了八首，大陆歌曲选了七首。

我问老狼为什么会选择那些其貌不“洋”的歌曲，他说：“你出一张全新创作的歌曲，他们会觉得是新歌，有新鲜感。你出一张翻唱的，他们就会找来原唱跟你对比，听起来就不专心了。我就不给他们丫这个机会。”

没错，你知道这些歌都是谁唱的吗？《交错》《出发》《世外桃源》《答案》《时空之旅》《八月半》《匈谷》《惊春》……

大概没有人注意到，整个华语唱片界都不会录制木吉他的声音。这个问题李宗盛很早就意识到了，但是他在录音过程中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几十年听到的木吉他声音都是干瘪浅薄的，不信你现在去找一张有木吉他伴奏的中文歌曲听听。

而李宗盛在制作这张唱片时，不仅要重新展现音乐的力量，更要解决木吉他如何传递情感色彩的问题，它的悠扬、温暖、冷静、幽远、律动……都要表现出来。

李宗盛专门请来了民歌录音师约翰•伍德（John Wood）。对，录制木吉他一定要请一个姓Wood的人，此君曾是英国著名民歌手理查德•汤普森的录音师。

制作上这么讲究，主要是整张专辑基本上是以木吉他为主，偶尔会加上一些零打，感觉就像是在录音室彩排的效果，随意但不随便。老狼不用像过去那样去跟各种乐器较劲，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松弛，吉他成了老狼的唯一对话者和倾听者。

当然，让我感觉最不可思议的是他演唱的那些传统民歌——来自云南、贵州、四川、青海和陕西。过去，不管是民族唱法还是原声唱法演绎民歌，都是正确唱法。从来没有人用吉他弹唱方式去唱这些民歌，因为很多人从经验上就否定了它的可行性。

约翰•伍德在录音时告诉老狼：木吉他适合演唱叙事性的歌曲，那些歌是在讲一个故事吗？是的话，你讲给大家听。

这个吉他+传统民歌的效果的确不错，老狼用轻柔的方式颠覆了过去我们对传统民歌的印象。这大概也是老狼把专辑起名《似曾相识》的原因吧，你好像听过，但又没听过；你从未听过，但好像过去某个瞬间听过。

当人们都扯着嗓子在电视上嚎叫的时候，老狼用一种“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安静在娓娓道来；当那些电视台乐队用乏味的、教科书式的编曲为那些经典歌曲的翻唱披上上红下绿的外衣时，老狼扔掉了音乐的辎重，用言简意赅的回答告诉人们：音乐在这儿呢。

我这么描述，你是不是先入为主地觉得老狼的新专辑变成“小清新”了？错。老清新了！

二十多年前，我开始迷恋短篇小说，尤其是一千字以内的短篇小说。我认为，用很短的篇幅把一个故事讲清楚并且还能让读者掩卷深思，那才是作家的本事。所以，在我差不多看完能看到的各种中外微型小说之后，便有了创作一篇微型小说的冲动，我的文学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我希望这个小说让每个人看完之后都会浮想联翩，并且会根据这个脚本衍生出很多故事，就像弗里蒂克·布朗那篇经典的微型小说——“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那样。那一年我才二十一岁，但我野心勃勃。

我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来构思这篇微型小说。很快，我用了七百多字写完了它，小说的名字叫《门缝》。写完后我反复阅读，觉得它写得好极了，我的处女作一出手竟然写得如此美妙，这足以证明我的文学才华——至少在微型小说领域里的才华像一座金矿，可以让我用一生来开采。

我必须把它投给一家有鉴赏力的文学杂志。最后，我选择了《收获》，这是一本门槛很高的文学杂志。我在把信封投进邮筒之前想过，他们看到后会欣喜若狂，在不久后的某一期《收获》上，会有我这篇惊世骇俗的微型小说。

果然，还不到十天，我就接到了《收获》编辑的电话，听起来是一个和我一样年轻的女编辑，她很激动：“你的这篇小说写得非常好，整个编辑部都传遍了，主编说是近几年看到的最好的短篇小说。”

这还用说吗，显然在我的预料之内。

“不过……”女编辑停顿了一下，“我们都觉得，这么好的题材，写这么短显得太可惜了。”

什么？太短了？可惜？不。这正是我的追求：用最短的话写出最意味深长的故事。

“你能不能再修改一下，写成一个五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这样至少在排版上也容易一些。”

可是我不想这样做，我只想用七百字把这个故事讲清楚。事实上我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果再多一个字都显得繁冗累赘。接着，我花了大概十分钟的时间给女编辑普及了一下世界微型小说史，并且告诉她我这么做的各种依据。但是，女编辑很执拗，她用带着威胁的口吻告诉我，这是全体编辑部的一致想法，也是主编给她布置的任务，希望一篇小说更完美地刊登在他们的杂志上。如果我不修改的话，那七百多字的文字不知道该印在杂志的哪个角落。

我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编辑的建议。不过，修改过程还算顺利，毕竟在构思这篇小说时，我思考了很多种可能。甚至当我把这篇文字扩充到他们想要的字数时，还余兴未尽。

稿件再次寄给了编辑部。在投进邮筒之前，我依然很自豪地认为，它是一篇惊世骇俗的小说，那多出来的四千多字，在原来完美的基础上，又锦上添花，这一点读者会看得很清楚——即便他们没有机会看那篇七百字的初稿。

小说寄给他们后，我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很快得到编辑的反馈。我想这次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至少他们不会为排版问题而苦恼。它可能很快出现在某一期的《收获》杂志上。

但是我足足等了半年，也没有接到他们的电话，更没有收到来自他们的信件，这让我有些焦急。以我的判断，这篇小说是肯定能发表的，不然编辑不会打电话让我修改。也许编辑部因为这篇小说再度引起争论，或者这个争论一直在持续，没有结果，以至于无法给我确切答复。也许我只是一个刚刚进入文学创作的初学者，在他们看来，无所谓明确告知发表时间……可能他们就是在这个细节上忽略了，让我在另一座城市一直不踏实。

又过了半年，还是没有消息。我只好打电话给编辑部，想问问女编辑是怎么回事。

接电话的编辑是个男的，听上去有四十多岁：“哎呀，哎呀，实在抱歉，真的是实在抱歉……”

我的心顿时凉了下来，有种不祥的预感，难道他们枪毙掉这篇稿子但是不好开口向我解释吗？但我又一想，他们不会因为毙掉一个文学青年的书稿而感到内疚，这种事他们每天都在做。

“你那篇《门缝》修改之后写得非常好，我们编辑部一致认为比原来的微型小说高出一大截。但是之前跟你联系的编辑前段时间回家生孩子，交接上出了点问题，可能把发稿时间耽误了。”

原来如此，我长长地松了口气，心里立刻原谅了女编辑的疏忽。

“现在我负责下一期的稿件，我打算用你这篇小说。”

两周之后，我突然接到这位男编辑的电话，电话里依然很热情，客套一通之后，他说：“杂志社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希望你这篇小说在年底能角逐茅盾文学奖，但是短篇小说可能竞争力差一点……你看能不能把它扩充成中篇小说呢？四万字左右。”

我对茅盾文学奖没有任何兴趣，我只想尽快看到它刊登在杂志上，让更多读者看到，这对我将来的文学创作非常重要，甚至会决定我该从事什么样的文学创作，这一点他们应该很清楚。可是为什么要改成中篇小说呢？这样的话，整个小说所凝聚的那种气会消失，那种一直以来我追求的文学短小精悍的感觉会变得面目全非。

我不想再增加一个字！

“你这五千多字，显得有点过于单薄，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形象，主题的挖掘都浅尝辄止。以我多年的编辑经验，你这么写简直太可惜了，实际上是在浪费一个题材，也是在浪费你的才华，这，这是对文学的不敬！”

我从来没想过要把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变成中篇小说。事实上在我等待这篇小说问世的过程中，我又创作了四十多篇微型小说，只是因为字数问题，它还不够成为一本书，如果再有三十篇，就可以出一本微型小说集了。

“你知道那些现在很有名气的作家吗？”他一口气说出了八九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那都是我一手挖出来的。当初他们有的写小说，有的写散文，有的写诗歌。我一看就知道他们该写什么。现在有个诗人叫顾城，他原来写小说，他的小说我看了三行就写信告诉他，他完全不适合写小说，应该去写诗。你看现在，他的诗多受欢迎。”

也许他说得对。毕竟我刚刚进入文学创作之门，还没有经验，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还很狭隘，他可能看到了我自己看不到的文学潜质，我确实可以尝试一下。

在接下来半年的时间里，我开始修改《门缝》。期间这位编辑打过几次电话询问进展情况，还留下很多热情鼓励的话语，这让我能一直有动力去完成我这个处女作。

但是，一切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顺利。小说改成中篇之后，和我最初的判断一样，当初微型小说、短篇小说里凝聚的那股气不见了，它不再迷人。我已尽我所能，试图还原出、创造出那个我要的感觉，可就是找不到。有时我想到放弃，因为我创作的别的微型小说一样精彩。但是我又不能放下，《收获》的编辑们一直在诱导我去证明自己的文学才华，我想我应该无愧于他们的期待。

后来编辑也很少打电话了，再后来，我和《收获》就像我在写《门缝》之前那样陌生了。

在我修改的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现，原来的版本写得非常幼稚，我不得不重新开始，否定上一稿，写完之后才觉得它和我当前对主题的理解相配。每一次修改，都感觉自己在文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块。

我忘记过了多长时间，反正在我修改到最终满意之后，原来的《收获》编辑部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电话号码升了两位。之前跟我联系的编辑都已离开编辑部。

新编辑听说之后，非常高兴。“我记得哦，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在编辑部实习的时候就听说了。”现在她早已荣升为编辑部主任了，“没想到你这么认真，一篇小说修改了十年。”

我把书稿第三次寄给了他们。扔进邮筒之前，我祈祷它能顺利发表，而不是获得茅盾文学奖。如果他们想让我改成长篇小说，我会拎着菜刀去找他们算账。

果然不出我所料，编辑部主任看过书稿之后，希望我改成长篇小说。我愤怒了，这么多年他们简直是在拿一个未出道的青年作家做实验，现在他们再说什么鬼话我也不信了。

“你知道《第二十二条军规》吗？原来约瑟夫·海勒写的是中篇小说；你知道《月亮与六便士》吗？原来也是中篇小说；还有……”

还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原来就是一首诗，后来被你调教成了四大名著？

“我知道这么多年你因为修改这篇小说费了不少心血，总让你改来改去对你不公平。但是我们做编辑的，希望做出的嫁衣在读者眼里尽善尽美。”

我不会再听他们的屁话了。

“从你的微型小说到现在的中篇小说，我都看过。之所以建议你修改成长篇小说，是因为过去了很长时间，很多东西都变了，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包括我们使用的语言，都在被颠覆。十年前，你写的很超前，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一点了。如果你不把整个故事彻底展开，不把细节丰富，不赋予更多内容，那么它的价值……你必须要突破自己。一个伟大的作家，从来都是在一个新的视角下思考最古老的话题。”

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残酷的要求，即使编辑部主任不指出这些问题，我过去在创作中也一直困惑为什么总是把握不好——舟已行矣，而剑不行。

我又花了十年的时间，把《门缝》修改成长篇小说。其实真正修改过程我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我在思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思考人这个东西。“人”一直是我创作过程的障碍，必须把它搞明白，才不至于让编辑找到修改的借口。

甚至，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写的那些微型小说，我觉得它狗屎不如，当时就是自作聪明，才写出那么一堆言之无物的东西来。我几次想把它找出来，然后付之一炬，不然它在我的生活中总像一个洁癖者在床单上看到的一片污迹一样，让人从心里感到阵阵膈应。但是它放在哪儿了呢？

当我修改完书稿，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收获》这本纯文学杂志是否停刊。我得知它和二十多年前一样，连那两个字的字体都没有变。我把长篇小说《门缝》寄给，哦，不，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他们。

给我回邮件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她说这部长篇小说写得非常好。言谈中我才知道，编辑部主任三年前就辞职了，而她对过去二十多年我因为这个小说与编辑部发生的马拉松故事一无所知，从来没有哪个编辑在她面前提过此事。这样最好，不然她指不定提出什么幺蛾子意见呢。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编辑很认真地把每一个阶段的进展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我算着时间，大概再过一个月，我就可以在任何一家报刊亭看到印着我的处女作的杂志了。

有一天，我接到了编辑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非常对不起，我们最近出了点事儿。”

我头皮一紧，像是有人从背后抓了一下。

“我们编的这期稿件前天都下厂了，但是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有个作者的作品一直在黑名单上，任何媒体都不能发表他的作品，否则要面临停刊整顿。”

我以为是我的小说又出岔子了。

“主管部门有些担心，把这一期的稿件都拿去审查了，结果认为有三篇小说有问题，其中包括您的《门缝》。”

我还没出道，就上黑名单了？

“主管部门给出的意见是：您的作品里面有太多的性爱描写，认为超出了文学范畴；对人性恶的描述太过分；对很多价值观的描述与当今倡导的相矛盾；作品过于灰色；情节过于离奇……”

在那些白痴审查官的眼里，我的小说一无是处。

“但是我们主编非常喜欢您的作品，一部处女作能写到这个高度非常罕见，在他的努力之下，您这部小说还是给保住了，但是他的意见是要修改一下，把审查意见里提到的一些有问题的内容删掉。我们争取还发在这一期上，但是现在时间有些紧张。”

我这次没有跟编辑辩解什么，所有辩解都没用。我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把那些有问题的内容一字不留地删掉——虽然那些文字是我认为是小说中的灵魂，是最好的一部分。最后留下了五万字。

编辑在看到书稿之后，立刻打电话给我：“您修改的书稿我看了，怎么说呢？您拿掉了肉，只剩下骨头了，一下就显得骨头太多了，能不能再去掉一些累赘的内容，改成一篇五千字的短篇小说？”

幸好，那篇当年写的短篇小说底稿我还留着，我唯一做的就是把它敲进电脑里。然后，发给编辑。

编辑在看到书稿之后，立刻打电话给我：“您修改的书稿我看了，怎么说呢？您这次拿掉了太多骨头，又显得肉太多了……”

幸好，那篇当年写的七百字微型小说底稿我还留着，我唯一做的就是把它敲进电脑里。然后，发给编辑。

编辑在看到书稿之后，立刻打电话给我，这次她显得格外激动：“您这篇微型小说写得太精彩了，您知道吗？我妈妈说她当年编过您这篇小说……”

我一直默默地听着她在电话那一头激动的声音，接下来她会建议我把它改成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在退休之前，我可以正式步入文坛。

“我们编辑部一致认为，先把您这篇微型小说以长微博的方式发表在我们的官微上。您现在手里还有没有这样的微型小说，都给我们……”

我翻腾了多半天，总算在一堆可能在搬家时会被扔掉的可有可无的杂物中的一个旧纸口袋里找到了那些狗屎微型小说，然后它陆陆续续发表在《收获》的官微上。没多久，它出版成书，出乎我的意料，读者都喜欢这堆狗屎，喜欢到洛阳纸贵。

可是直到退休，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一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