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年纪的人都知道“苏联模式”是什么意思。二战结束后，世界上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那时候，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所以，只能由苏联老大哥来帮忙，我们的经济模式、教育体系、道德标准等方方面面都是照着苏联这个葫芦画出的瓢。

前段时间讨论原生态音乐问题，田青先生一直支持原生态音乐，但是他面对一个无法攻克的难题，就是原生态无法纳入教学体系。原生态的唱法是否可以纳入教学体系？我觉得是可以的，虽然教出来的不是真正的原生态，但至少它能把某些东西延续下去。可是矛盾的是一旦进入教学体系，就很可能变成一种模式。能不能既纳入教学体系又不变成模式呢？这个很难，因为我们的教学体系是沿袭苏联的科学模式，原生态的教学方法可能不太科学。但是如果不把这种教学放进学校，而因地制宜，也许会有效果。建国初期，王昆去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后周恩来一听她唱歌，觉得不对劲儿，便说，你还是按原来的方式唱歌吧。如果当年的领导人在制度上也能明白到这一步就好了。

所以，金铁霖的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成了主流，你无法从理论上说金铁霖的那一套教学方法不对，它确实科学，但是问题在于，他用科学的共性抹杀了不科学的个性。更要命的是，金铁霖培养出的歌手颇受领导们的青睐，电视台又喜欢拍马屁，然后就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完善了，民族唱法也就发扬光大了。而金铁霖的教学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吸收苏联等欧洲国家的方法，教学本身没有错，但长期以来，它形成了一个主旋律审美意识，上行下效，最后再关注原生态音乐时，发现差不多快死光了。

关于苏联模式，昨天看英国歌星埃尔顿·约翰的传记《英国制造》，里面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说埃尔顿在70年代末期，突然想到苏联开演唱会。能去社会主义国家开演唱会在当时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苏联政府认为摇滚乐是资本主颓废文化的代表，只有克利夫·理查德、伯尼·M、BB·金这类看似比较安全的人到苏联开过演唱会。但是埃尔顿赶上了好时候，那时候苏联跟英国在外交上还是比较密切的，文化交流也很多，所以埃尔顿通过英国外交部向苏联表达了去开演唱会的愿望。当时莫斯科已经拿下了奥运会主办权，希望通过一些行动向西方世界证明这个国家不是阴气沉沉的，而埃尔顿的音乐又比较温和，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传记里描述：“埃尔顿在大剧院的音乐大厅举行了四场音乐会，结果是场场爆满，黑市上一张票的价格最高卖到了超出面值20倍之多。人们辗转好几百公里前来观看埃尔顿的演出，有人根本就没抱买到票的希望。开场之夜门票的90%都在共产党内部分发了，他们中有共产党高官和他们的家人、当地的官僚以及共青团员，这些人占据了前排的座位，只留下靠后排的位置给少数一些真正的歌迷。演出开始之前先进行了一段空洞的介绍，埃尔顿和雷伊·库珀的简历被简简单单地报告给了观众。”（《埃尔顿——英国制造》，重庆出版社，定价29.8元）

这段描述跟我们是何其相似啊。记得去年柏林爱乐乐团来我国演出，几场演出的门票差不多也被一些特权阶层瓜分了。政府口口声声说提倡高雅艺术，但是想通过高雅艺术把自己变高雅的人基本上进不去，门票价格几千块钱，位子又少，最后，变成了堂会。

在《英国制造》里面，作者还描述：“头一个小时对他来说如同上坡一般吃力，拘谨的观众没有给他热情的反馈，让他感到十分不安。每首歌结束的时候，包括《你的歌》、《丹尼尔》和《风中之烛》，观众们在严肃之于会报以礼貌的掌声。只有在后排就座的年轻人才会主动地和着他的歌声同他一起欢呼和歌唱。”这一场景我经常看到，但凡拿着免费门票进去看演出的人，基本上都很麻木，比如北京，为什么很多演出现场不热烈，就是免费消费的人太多。

英国也有特权，皇室的人常常把埃尔顿请过去演出，但是在公开演出的时候，皇室的人很少搞这种特权，不像社会主义国家，特权阶层跟老百姓都“打成一片”，感觉像鱼儿离不开—开—开—开水一样。

当时，埃尔顿答应莫斯科，要给奥运会写一首主题歌。但是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西方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英国外交部建议埃尔顿不要给莫斯科提交他写的奥运会歌曲。

据说北京奥运会还没有主题歌呢，不知道埃尔顿当年写的那首歌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不妨拿过来用作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反正我们都是苏联模式。

注：“前排的观众把你们的珠宝弄出点声响，后排的观众请你们鼓鼓掌”这句话是约翰·列农在一次演出时说的。

之前写了《北京到底有没有文化？》，我还是很客气地从文化消费层面上来探讨北京或者北京人是不是有文化，现在，我想从最近北京公园免费开放引发的问题再谈谈北京人有没有素质。

最近北京地区的媒体都在讨论这件事儿，身为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人，每天感受到的北京，其实和公园免费开放后带来的问题是一样的。我偏执地认为，北京作为全中国的文化中心，它是没文化的，所以这里的人也没素质。你肯定会说，第一，我是北京人，我就很有文化，很有素质，你这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外国人有素质，但是也有个把没素质的人，所以你不能这么说北京人没素质。第二，很多在北京地区表现得没素质的人不是真正的北京人。照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把问题扩大到全国，中国人没素质没文化。

我们不能像算算术那样把人都分清楚，然后按比例说明有百分之几的人有素质，百分之几的人没素质。也不能因为找出一个个案来证明北京人有文化有素质，也不能用个案证明北京人没文化没素质。如果按这个方法论来分析问题，那什么都分析不了了。所以，我这里要说的是，整个北京人的整体素质，这个整体素质决定了一种整体氛围。对不起，如果你有文化有素质，我只能把你放到这里取平均值了。唯有这样，才能分析出一个结果。

一个城市的整体素质如何，其实看看小事就行。比如过马路、排队、讲卫生问题。我一直觉得北京很脏，它不仅空气脏，环境也脏，在北京找到一条干净的街道跟找一个不贪污的官一样难。但是在中国其他城市，就能找到干净的街道。北京还乱，这是中国人太多的缘故吗？有些道理，但也不是唯一的原因，你不管上街还是去什么地方，到处都乱哄哄的，干什么都没一个规矩。北京还差，服务态度和服务设施差得令人发指。最近，北京很多公园都在维修，尤其是像故宫、景山、颐和园这样景点，但是他们照样卖全价门票，你说他没有提示吗？有，这个提示的牌子一定要戳在离售票处很远的地方，而且非常不醒目。反正来这些地方游览的人都是外地来的，能蒙一个是一个。可是外地人会怎么想？你们丫北京人真他娘的不厚道，我们每年给你们上供多少钱，你们就用这种方式对待我？

我觉得，北京人的综合素质非常低。拿公园免费开放这件事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让市民有个不花钱的休闲娱乐场所。可是，随之而来的是，有人在公园里睡觉，大小便，乱扔东西，把一个本来干净的场所变成了农贸市场。北京市政府在制定什么政策的时候，向来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他们也没素质。你想想，突然开放了，至少应该制定一些应变措施来对付这些没素质的人。中国人属于那种被中央集权统治了几千年的奴性很强的人，突然给他点权利，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都会胡来。所以，相应的自由应该有相应更严厉的约束机制，这样才能保证自由的行使。但是北京市政府好像没有想到，他们太高估了民众的素质了，以为全北京生活的都是雷锋。其实，他们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法治社会的概念。现在政府老说构建什么和谐社会，道理上讲没错，但是必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基础上谈这个，民主、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宽容与和谐。咱中国人除了1949年的某一天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感觉外，平时哪有机会去体会这些？你突然给他点权利，他肯定给糟蹋了。但是你必须给他这个权利，因为你可以用规则来约束他。看看那些比较民主自由的国家，它们都有一个特点，都有最严苛的法律。不过这东西也是对等的，没有严苛的法律，自然也就没有更宽容的民主自由。

拿游园免费开放这件事来说，这是多简单的一件事，政府部门首先应该意识到它带来的负面问题，所以就要先准备好比较严厉的规定，在公园乱扔东西罚款500元，随地大小便罚款500元，追打公园里的野生动物罚款1000元，违反法律法规者进行更严厉处罚。国民素质怎么提高，在初级阶段，必须用这种方式，慢慢的人们就自觉了，就会变成习惯。以前，我跟朋友讲，对待不靠谱的80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简单粗暴”。我觉得，对待没素质的中国人，这个办法一样行之有效。

据说杨澜很担心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北京人会影响中国人的形象，我觉得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相信北京市政府，他们就是一群哈利·波特，到时候会突然变出魔法，让北京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一大块，绝对可以在一夜之间超英赶美。

我还以为就北京人素质不高，后来，电台的记者连线上海和郑州，询问当地公园免费开放后有什么问题，结果跟北京一样，中国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干什么都挺统一的。

其实通过互联网早就能看出来中国人的素质问题了。比如，你去新浪看播客，下面的留言都很有趣，有几个抢沙发的，我估计这些人上公交车也有抢座的恶习；还有几个贴色情广告的，这跟满大街的小广告无异；还有一批骂人的，这个恰恰体现出咱中华民族悠久的的“素质和文化”；还有一些留言不知所云的，这恰恰说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丧失了判断力……行了，别对比了，虚拟跟现实都一样。

有媒体报道说，有人在公园里光膀子，人们劝他他还不听，说既然你免费开放了，我怎么都行，你管得着吗？这就像很多人在网上骂街一样，“我有权力自由发表言论，你管得着吗？”、“我就骂你了，你有本事别删我的话”……我前段时间看到很多社会学家对此也无奈，李银河说：你骂人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郑也夫说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自圆其说。很遗憾，李银河毕竟不是研究法律的，难道她会认为你强奸别人也是你权利的一部分？我看了郑也夫的分析文章，真正体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苍白。

素质决定了常识。有什么样素质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常识，有什么样的常识，他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