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开始迷恋短篇小说，尤其是一千字以内的短篇小说。我认为，用很短的篇幅把一个故事讲清楚并且还能让读者掩卷深思，那才是作家的本事。所以，在我差不多看完能看到的各种中外微型小说之后，便有了创作一篇微型小说的冲动，我的文学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我希望这个小说让每个人看完之后都会浮想联翩，并且会根据这个脚本衍生出很多故事，就像弗里蒂克·布朗那篇经典的微型小说——“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那样。那一年我才二十一岁，但我野心勃勃。

我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来构思这篇微型小说。很快，我用了七百多字写完了它，小说的名字叫《门缝》。写完后我反复阅读，觉得它写得好极了，我的处女作一出手竟然写得如此美妙，这足以证明我的文学才华——至少在微型小说领域里的才华像一座金矿，可以让我用一生来开采。

我必须把它投给一家有鉴赏力的文学杂志。最后，我选择了《收获》，这是一本门槛很高的文学杂志。我在把信封投进邮筒之前想过，他们看到后会欣喜若狂，在不久后的某一期《收获》上，会有我这篇惊世骇俗的微型小说。

果然，还不到十天，我就接到了《收获》编辑的电话，听起来是一个和我一样年轻的女编辑，她很激动：“你的这篇小说写得非常好，整个编辑部都传遍了，主编说是近几年看到的最好的短篇小说。”

这还用说吗，显然在我的预料之内。

“不过……”女编辑停顿了一下，“我们都觉得，这么好的题材，写这么短显得太可惜了。”

什么？太短了？可惜？不。这正是我的追求：用最短的话写出最意味深长的故事。

“你能不能再修改一下，写成一个五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这样至少在排版上也容易一些。”

可是我不想这样做，我只想用七百字把这个故事讲清楚。事实上我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果再多一个字都显得繁冗累赘。接着，我花了大概十分钟的时间给女编辑普及了一下世界微型小说史，并且告诉她我这么做的各种依据。但是，女编辑很执拗，她用带着威胁的口吻告诉我，这是全体编辑部的一致想法，也是主编给她布置的任务，希望一篇小说更完美地刊登在他们的杂志上。如果我不修改的话，那七百多字的文字不知道该印在杂志的哪个角落。

我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编辑的建议。不过，修改过程还算顺利，毕竟在构思这篇小说时，我思考了很多种可能。甚至当我把这篇文字扩充到他们想要的字数时，还余兴未尽。

稿件再次寄给了编辑部。在投进邮筒之前，我依然很自豪地认为，它是一篇惊世骇俗的小说，那多出来的四千多字，在原来完美的基础上，又锦上添花，这一点读者会看得很清楚——即便他们没有机会看那篇七百字的初稿。

小说寄给他们后，我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很快得到编辑的反馈。我想这次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至少他们不会为排版问题而苦恼。它可能很快出现在某一期的《收获》杂志上。

但是我足足等了半年，也没有接到他们的电话，更没有收到来自他们的信件，这让我有些焦急。以我的判断，这篇小说是肯定能发表的，不然编辑不会打电话让我修改。也许编辑部因为这篇小说再度引起争论，或者这个争论一直在持续，没有结果，以至于无法给我确切答复。也许我只是一个刚刚进入文学创作的初学者，在他们看来，无所谓明确告知发表时间……可能他们就是在这个细节上忽略了，让我在另一座城市一直不踏实。

又过了半年，还是没有消息。我只好打电话给编辑部，想问问女编辑是怎么回事。

接电话的编辑是个男的，听上去有四十多岁：“哎呀，哎呀，实在抱歉，真的是实在抱歉……”

我的心顿时凉了下来，有种不祥的预感，难道他们枪毙掉这篇稿子但是不好开口向我解释吗？但我又一想，他们不会因为毙掉一个文学青年的书稿而感到内疚，这种事他们每天都在做。

“你那篇《门缝》修改之后写得非常好，我们编辑部一致认为比原来的微型小说高出一大截。但是之前跟你联系的编辑前段时间回家生孩子，交接上出了点问题，可能把发稿时间耽误了。”

原来如此，我长长地松了口气，心里立刻原谅了女编辑的疏忽。

“现在我负责下一期的稿件，我打算用你这篇小说。”

两周之后，我突然接到这位男编辑的电话，电话里依然很热情，客套一通之后，他说：“杂志社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希望你这篇小说在年底能角逐茅盾文学奖，但是短篇小说可能竞争力差一点……你看能不能把它扩充成中篇小说呢？四万字左右。”

我对茅盾文学奖没有任何兴趣，我只想尽快看到它刊登在杂志上，让更多读者看到，这对我将来的文学创作非常重要，甚至会决定我该从事什么样的文学创作，这一点他们应该很清楚。可是为什么要改成中篇小说呢？这样的话，整个小说所凝聚的那种气会消失，那种一直以来我追求的文学短小精悍的感觉会变得面目全非。

我不想再增加一个字！

“你这五千多字，显得有点过于单薄，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形象，主题的挖掘都浅尝辄止。以我多年的编辑经验，你这么写简直太可惜了，实际上是在浪费一个题材，也是在浪费你的才华，这，这是对文学的不敬！”

我从来没想过要把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变成中篇小说。事实上在我等待这篇小说问世的过程中，我又创作了四十多篇微型小说，只是因为字数问题，它还不够成为一本书，如果再有三十篇，就可以出一本微型小说集了。

“你知道那些现在很有名气的作家吗？”他一口气说出了八九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那都是我一手挖出来的。当初他们有的写小说，有的写散文，有的写诗歌。我一看就知道他们该写什么。现在有个诗人叫顾城，他原来写小说，他的小说我看了三行就写信告诉他，他完全不适合写小说，应该去写诗。你看现在，他的诗多受欢迎。”

也许他说得对。毕竟我刚刚进入文学创作之门，还没有经验，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还很狭隘，他可能看到了我自己看不到的文学潜质，我确实可以尝试一下。

在接下来半年的时间里，我开始修改《门缝》。期间这位编辑打过几次电话询问进展情况，还留下很多热情鼓励的话语，这让我能一直有动力去完成我这个处女作。

但是，一切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顺利。小说改成中篇之后，和我最初的判断一样，当初微型小说、短篇小说里凝聚的那股气不见了，它不再迷人。我已尽我所能，试图还原出、创造出那个我要的感觉，可就是找不到。有时我想到放弃，因为我创作的别的微型小说一样精彩。但是我又不能放下，《收获》的编辑们一直在诱导我去证明自己的文学才华，我想我应该无愧于他们的期待。

后来编辑也很少打电话了，再后来，我和《收获》就像我在写《门缝》之前那样陌生了。

在我修改的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现，原来的版本写得非常幼稚，我不得不重新开始，否定上一稿，写完之后才觉得它和我当前对主题的理解相配。每一次修改，都感觉自己在文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块。

我忘记过了多长时间，反正在我修改到最终满意之后，原来的《收获》编辑部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电话号码升了两位。之前跟我联系的编辑都已离开编辑部。

新编辑听说之后，非常高兴。“我记得哦，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在编辑部实习的时候就听说了。”现在她早已荣升为编辑部主任了，“没想到你这么认真，一篇小说修改了十年。”

我把书稿第三次寄给了他们。扔进邮筒之前，我祈祷它能顺利发表，而不是获得茅盾文学奖。如果他们想让我改成长篇小说，我会拎着菜刀去找他们算账。

果然不出我所料，编辑部主任看过书稿之后，希望我改成长篇小说。我愤怒了，这么多年他们简直是在拿一个未出道的青年作家做实验，现在他们再说什么鬼话我也不信了。

“你知道《第二十二条军规》吗？原来约瑟夫·海勒写的是中篇小说；你知道《月亮与六便士》吗？原来也是中篇小说；还有……”

还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原来就是一首诗，后来被你调教成了四大名著？

“我知道这么多年你因为修改这篇小说费了不少心血，总让你改来改去对你不公平。但是我们做编辑的，希望做出的嫁衣在读者眼里尽善尽美。”

我不会再听他们的屁话了。

“从你的微型小说到现在的中篇小说，我都看过。之所以建议你修改成长篇小说，是因为过去了很长时间，很多东西都变了，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包括我们使用的语言，都在被颠覆。十年前，你写的很超前，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一点了。如果你不把整个故事彻底展开，不把细节丰富，不赋予更多内容，那么它的价值……你必须要突破自己。一个伟大的作家，从来都是在一个新的视角下思考最古老的话题。”

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残酷的要求，即使编辑部主任不指出这些问题，我过去在创作中也一直困惑为什么总是把握不好——舟已行矣，而剑不行。

我又花了十年的时间，把《门缝》修改成长篇小说。其实真正修改过程我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我在思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思考人这个东西。“人”一直是我创作过程的障碍，必须把它搞明白，才不至于让编辑找到修改的借口。

甚至，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写的那些微型小说，我觉得它狗屎不如，当时就是自作聪明，才写出那么一堆言之无物的东西来。我几次想把它找出来，然后付之一炬，不然它在我的生活中总像一个洁癖者在床单上看到的一片污迹一样，让人从心里感到阵阵膈应。但是它放在哪儿了呢？

当我修改完书稿，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收获》这本纯文学杂志是否停刊。我得知它和二十多年前一样，连那两个字的字体都没有变。我把长篇小说《门缝》寄给，哦，不，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他们。

给我回邮件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她说这部长篇小说写得非常好。言谈中我才知道，编辑部主任三年前就辞职了，而她对过去二十多年我因为这个小说与编辑部发生的马拉松故事一无所知，从来没有哪个编辑在她面前提过此事。这样最好，不然她指不定提出什么幺蛾子意见呢。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编辑很认真地把每一个阶段的进展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我算着时间，大概再过一个月，我就可以在任何一家报刊亭看到印着我的处女作的杂志了。

有一天，我接到了编辑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非常对不起，我们最近出了点事儿。”

我头皮一紧，像是有人从背后抓了一下。

“我们编的这期稿件前天都下厂了，但是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有个作者的作品一直在黑名单上，任何媒体都不能发表他的作品，否则要面临停刊整顿。”

我以为是我的小说又出岔子了。

“主管部门有些担心，把这一期的稿件都拿去审查了，结果认为有三篇小说有问题，其中包括您的《门缝》。”

我还没出道，就上黑名单了？

“主管部门给出的意见是：您的作品里面有太多的性爱描写，认为超出了文学范畴；对人性恶的描述太过分；对很多价值观的描述与当今倡导的相矛盾；作品过于灰色；情节过于离奇……”

在那些白痴审查官的眼里，我的小说一无是处。

“但是我们主编非常喜欢您的作品，一部处女作能写到这个高度非常罕见，在他的努力之下，您这部小说还是给保住了，但是他的意见是要修改一下，把审查意见里提到的一些有问题的内容删掉。我们争取还发在这一期上，但是现在时间有些紧张。”

我这次没有跟编辑辩解什么，所有辩解都没用。我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把那些有问题的内容一字不留地删掉——虽然那些文字是我认为是小说中的灵魂，是最好的一部分。最后留下了五万字。

编辑在看到书稿之后，立刻打电话给我：“您修改的书稿我看了，怎么说呢？您拿掉了肉，只剩下骨头了，一下就显得骨头太多了，能不能再去掉一些累赘的内容，改成一篇五千字的短篇小说？”

幸好，那篇当年写的短篇小说底稿我还留着，我唯一做的就是把它敲进电脑里。然后，发给编辑。

编辑在看到书稿之后，立刻打电话给我：“您修改的书稿我看了，怎么说呢？您这次拿掉了太多骨头，又显得肉太多了……”

幸好，那篇当年写的七百字微型小说底稿我还留着，我唯一做的就是把它敲进电脑里。然后，发给编辑。

编辑在看到书稿之后，立刻打电话给我，这次她显得格外激动：“您这篇微型小说写得太精彩了，您知道吗？我妈妈说她当年编过您这篇小说……”

我一直默默地听着她在电话那一头激动的声音，接下来她会建议我把它改成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在退休之前，我可以正式步入文坛。

“我们编辑部一致认为，先把您这篇微型小说以长微博的方式发表在我们的官微上。您现在手里还有没有这样的微型小说，都给我们……”

我翻腾了多半天，总算在一堆可能在搬家时会被扔掉的可有可无的杂物中的一个旧纸口袋里找到了那些狗屎微型小说，然后它陆陆续续发表在《收获》的官微上。没多久，它出版成书，出乎我的意料，读者都喜欢这堆狗屎，喜欢到洛阳纸贵。

可是直到退休，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一个作家。

当我们去争论一些问题的时候，究竟争论的起点在哪里，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如果我们在一个共知的前提下去讨论，大致不会出现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的问题。如果从0起点开始，就变成中国式争论了。人们共同认知的常识越少，歧义就会越多，争论也就越没意义。

最近有个叫肖鹰的清华大学教授红了，但是红的有点与身份不符。早在几年前因为他跟马未都叫板，我就注意到这个教授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马未都去希腊，参观博物馆，对西方古典艺术表达时极其重视细节的准确感慨万千，写了一篇博客《艺术细节》：“在德尔菲遗址博物馆，当我看见一件古希腊男性躯干的雕塑时，细节让我震惊！这一细节我相信大部分男性都未必知晓，但却真实地在2500年前的雕塑反映出来……男性有两个睾丸（个别男性例外，仅一个，不会影响功能），两个睾丸所处位置并不在一平面上，一高一低，一般来说，绝大部分（90%）男性的睾丸是左低右高；它和人类其它器官的均衡出现完全不同，人的双耳、双眼、双鼻孔、双手、双脚虽有差异，但肉眼一般看不出，而双侧睾丸必定一大一小，呈现一低一高态势。这一细节，非医学生理专业人士一般不知，可在古希腊的雕塑中却有准确无误的表现。”

结果，研究美学的专业人士肖鹰不干了，他在博客上贴出了一堆古罗马雕塑的图片，证明马未都胡说八道，说男性的睾丸都是一边大一边齐。

因为这个“扯蛋”的话题，让我知道了肖鹰这个名字。我记得有生物学家说过，雄性哺乳动物的睾丸之所以不一样大，不一样高，是进化的需要。因为这东西当啷在两腿之间，万一突然受到外力的挤压，要是一边大一边齐，挤爆的几率会很大。所以，在漫长的进化中，出于自身保护，慢慢进化成横看秤砣侧成钟，大小高低各不同的现象。但有个教授一直没进化。

其实肖鹰教授脱下裤子自摸一下即可知道自己睾丸大小，或者随便问问周围的男性，他们的睾丸大小，或者问问周围的女性，她们见到的男人的睾丸大小。他不，非要贴出一些画册里的图片来证明——宁信度，无自信也。典型的呆子！

后来他跟马东叫板，批评春晚。我过去曾经报道过至少五回春晚，从第一次写春晚报道就知道一个最基本常识——它办的好坏跟具体某个导演、演员、作者毫无关系，它是一个被扭曲的最具中国特色的电视节目，你如果想批评春晚，跟那些具体操作者较劲，那完全是打错地方了。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春晚做成那样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这个教授就不知道，他跟马东掰扯起来。

后来，他又开始批判韩寒，说他是“反智”“低俗”“是文坛最大丑闻”……全是结论，没有证据。但是之前这位教授说过：“韩寒是一位很好的社会批评家。”我真有点怀疑这位教授是不是也在代笔啊？

因为我关注了这位教授很长时间了，发现他有时候就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为了骂人而骂人，这就显得有点低级了。有一类人，活的寂寞难耐，觉得没人喝彩，干起事情来才会不由分说。

最近他又跟崔永元杠上了，起因是二人转。这位教授关于二人转的常识真他妈的是一窍不通。我是听着二人转长大的，后来回东北采访过三次二人转，也采访过赵本山，二人转什么样，我一清二楚。咱先不说二人转黄不黄，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所有民间戏曲都有黄色内容，山西有酸曲，陕西有信天游，甘肃青海的花儿……里面都有黄色的内容。二人转凭什么不能有黄色？但是这个研究绘画美学的教授就不允许。

说实话，赵本山把他的产业搞那么大，他自己很清楚，如果把二人转搞得太黄太低俗，对他只有不利。所以他倡导“绿色二人转”。如果没有赵本山，可能现在的二人转就是黄泛区。没错，大众喜欢的东西都很低级，不光是中国，外国也是。但这就是文化，它必须有层次才行。没听说哪个艺术一出现就是高雅的，这是基本常识吧。

这个肖鹰，以为自己看了不少书，出过不少书，研究过不少学问，就可以从中国最高等学府下凡指点江山了。结果就是典型的书呆子发飙——全是笑话。

好了，咱不说这位清华附小教授了，咱们说说常识问题。

我发现现在人们一争论起来，往往不在一个层面上探讨问题，这让争论本身毫无意义。我说苹果是绿的，他说苹果有点酸，因此就争执起来，那不是神经病吗。那么，常识是——你对苹果至少的有最基本的认知吧——它什么颜色什么口感是毋须争论的常识。就目前贵国人对事物的认知，还停留在盲人摸象的水平上，过去只有六个人有机会摸象，现在是全民皆有条件摸象——简直是一千个瞎子眼里有一千种象。谁说物种一直在灭绝？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就有点反智，这可能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缺失的一部分——那就是对常识的忽略。就是因为过去的思想家们过早地得出太多的结论，让我们失去了探索世界的兴趣。现在移到互联网上，一到社交媒体上，都现原形了——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里的教授。

网上对常识的解释是：“普通的知识，众所周知的知识，一般的知识。一是指与生俱来、毋须特别学习的判断能力，或是众人皆知、无须解释或加以论证的知识。”如果你跟人争辩，是在这个定义之上吗？

所以，当你看到越多的争论、口水战，就是越没有常识的表现。这说明在今天，即使这个国家有了最现代化的一切，人，依旧愚昧。

另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你不能因为某些大学教授没常识而纵容自己没常识，听见没？！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出了一本书：《谈摇滚》。关于他为什么要出这本书，他在序言里说：“我年轻时并未认真听过任何一张摇滚唱片，甚至Doo-wop这类街头音乐也没有怎么听过。很多事情都证明我是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这一点我并没有继承我父亲的基因。我在三十岁以后才开始听摇滚乐……摇滚乐是美国年轻人为全世界创造的充满迷人魅力的文化，有音响的地方，就会有摇滚乐……这本书里的很多文字是我在当上美国总统之前写的，只有第三章和最后一章是我在担任总统后写的。这是我第一本与政治或我的人生经历无关的书，我希望以后还会去谈谈文学、艺术、电影或是戏剧，谁知道呢。”

奥巴马写这本谈论摇滚的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似乎他自己也没有交代清楚，估计是他振兴美国经济无望，靠这个打发为时不多的执政时间吧。这本书一共七个部分，除了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还值得一看，其余内容差不多是老生常谈，没什么新意，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保守。尤其是他在书中主张摇滚乐的政治正确，这似乎不该是他这个身份的人嘴里说出的话。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卖点，因为他做到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音乐记者或者乐评人做不到的事情——与世界各国政要谈论摇滚，记录了他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巴西、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在内的政客们谈论摇滚的故事。想想也很奇怪，这些政客们见面不讨论国际大事，谈论U2的唱片或者麦当娜的着装，似乎有点不务正业。当然，奥巴马以他特有的幽默感，确实把这些政界里的边角下料写得妙趣横生。同时也能看得出来，很多国家的首脑也确实有音乐品位，当然也有些毫无品位的人，比如贝卢斯科尼、萨科奇，还有普京。奥巴在评论萨科齐的音乐品位时说：“他居然只听披头士，从来没听过皮特·西格，他在音乐上的品位和对女人的品位是一致的。”他还曾给本·拉丹写过一封信，里面他调侃到，如果拉丹投降，至少在他自由的时候可以让他和保罗·麦卡特尼见上一面（拉丹是披头士的歌迷）。

最后一部分是奥巴马以总统身份谈论摇滚乐和美国文化的关系。这部分内容分析得还比较到位，毕竟过去没有哪个评论家站在美国总统的角度去思考美国文化。

当然，这本书出版后，奥巴马并没有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包括《滚石》杂志出版人简·温纳的个人邀请，都被奥巴马婉言谢绝。这也给媒体提供了热火朝天的吐槽机会。

“这本书至少证明了总统先生卸任后不适合做乐评人这份工作。”——《今日美国》

“《谈摇滚》的编辑下了很大工夫，几乎找不到病句何不恰当的词汇，它的错误率和总统目前的民意支持率一样低。”——《洛杉矶时报》

“总统对音乐的鉴赏力和他对领带的鉴赏力是一致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美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达到了二战以来最低点，原来总统先生一直在忙于谈论摇滚乐。”——《纽约时报》

“Ob-La-Di, O-Ba-Ma-Da，我和林格最近正在商量复出的事情。总统大人，你知道我们乐队现在缺人，欢迎加入我们，这样我可以面对面告诉你披头士音乐的品位。”——保罗·麦卡特尼

“总统开始评论摇滚了？天哪，这可不是件好事，他会失去更多年轻人的支持。”——比利·乔·阿姆斯特朗（Green Day乐队主唱）

“奥巴马的摇滚乐的理解还不如亚马逊网站上那些在唱片下面购书者留言的水平。”——《滚石》杂志

“看来我和奥巴马没有共同语言，他只会谈摇滚乐，而我只会谈政治。”——波诺（U2乐队主唱）

“这是我读过的最蹩脚的一本谈论摇滚乐的书，而且竟然是一位美国总统写的。”——《公告牌》杂志主编托尼·热维诺

“里根当年当总统时，也不敢写一本关于电影的书，为什么奥巴马就可以不懂装懂？”——《时代周刊》

（欧美地区版封面）

（华语地区版封面）

王菲淡出歌坛，但是从来没有淡出过人们的口水。甚至，我们在谈论她的歌时都不那么专心。不知道当人们听到她这张新专辑之后又会动用大脑里的哪一处想象力。

三个月前，跟一个摄影师聊天时听说王菲在筹备新专辑。当时没当回事儿，也没详问，我不太相信王菲还会出新专辑，通过一个摄影师之口传出来我就更不信了。后来才知道，这位摄影师一直在给王菲拍新专辑素材照。但不管怎么说，王菲发片这么大的事儿，音乐圈里怎么没有人知道呢。等拿到唱片才发现，唱片的制作班子基本上都是老外，我数了数，有七个人来自印度，三个人来自巴基斯坦，三个人来自布隆迪，两个人来自马达加斯加，四个人来自智利，两个人来自巴西，两个制作人来自西班牙和法国。比起以前内地某些歌手请个打杂的老外就敢嚷嚷国际制作，这张专辑绝对才是货真价实的国际制作，要不是唱片里有这些团队的介绍，我都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

王菲为什么悄无声息发行这张专辑？为什么放弃华语地区合作班底？专辑里的八首作品究竟是一种什么面貌？

首先，《杂念》跟她的老东家没有任何关联，从里到外透露着一股独立制作的气息，这似乎也在暗示人们，它针对的不是王菲过去的听众群体。至于里面的八首歌，听惯王菲原来那类歌曲的人听到后是否会有爱恨交加的感觉呢，因为当智利Inti-Illimani和巴基斯坦的Shujaat Subramaniam一起用民间乐器营造的迷幻效果的《雾起雾落》可能连听惯后摇的人都会大吃一惊，菲迷们更是会闪一下后腰。

这也不是一张我们概念上认为的世界音乐风格的唱片，可能是因为它太世界了，所以过去任何世界音乐的界定似乎在这张专辑面前都显得不准确，或许World Fusion更贴切一些，但又不是过去我们听到的那种——因为这个定义是美国人造出来的——即总体上它具有美国标准化流行音乐的骨架加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音乐元素，但王菲的这张专辑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感觉即使她把制作团队换成外国人，她心里还是希望音乐的结构更中国一些。当然，这也不是一张New Age唱片。至少在我听过的杂七杂八的第三世界音乐中，还从来没有听过糅杂这么多音乐元素的唱片，甚至，它显得过于奢侈。但你能因此就确定王菲玩起实验音乐了吗？不，她对音乐的感觉永远是领先半步，关键是这半步怎么迈，她每次都能找准方向，然后可以把别人甩出一条长安街。

整体上，专辑里的音乐虽然动用了十多种民间打击乐器，但是并不喧闹，相反，音乐营造出蝉噪林逾静的意境，你只能感叹，那些代表本民族富有激情的乐器，被王菲调理得静若处子，比如，《雾起雾落》几乎就是打击乐铺底的迷幻催眠曲。

布隆迪的三位乐手Kira Zibiri（马林巴）、Hore Wanje（姆比拉琴）、Ngaho Ntama（鼓）和来自巴基斯坦的Swapan Tejendra（鲁达维纳琴）、Narayan Chaudhuri（苏尔巴赫琴）一起合作的《天境》中，王菲几乎像诵经一般从头吟唱到尾。歌词无非是描写一种心旷神远的感受，这些词句似乎在任何带有文艺腔调的散文诗中都能看到，但是唱起来感觉立刻就变了，不是飘渺，而是飘忽。我不知道究竟是鲁达维纳琴还是姆比拉琴，它居然可以制造出一种接近电子合成器的音效，纠缠于王菲的声线之间。

《雨语》的前半部分很像瑜伽音乐和佛乐的混合体，听起来极其舒展，后半部分更多打击乐器加入，一种宁静的平衡被打破，Raba Nyagukira的非洲鼓和Rojas Miguel的巴西都塔拉琴似乎在转瞬间把人们从三界外带入红尘中，尤其是，当最后木吉他和钢琴加入，王菲动用起她标志性的假声时，仿佛让你察觉出一丝人间烟火的气息。但这是短暂的，甚至有些不协调，旋即音乐慢慢被拖入到更高更远的地方，直至消失。

《日蚀》整体上显得有些压抑和幽暗，弹拨乐几乎贯穿始终，这首歌是我听的最心烦的一首，因为很多民间乐器都有一个缺点，音色都比较单调，声音都比较薄。我猜王菲可能想在这五六种弹拨乐中找到一种平衡关系，似乎来自西班牙的编曲Flavio Fernández想做出一种拉丁音乐韵律的效果，但是他大概没听过中央民族乐团的音乐会，结果几种乐器在里面互相磕绊，而王菲的演唱似乎器乐效果隔着很远，这首歌听得我有点莫名其妙。

《杂念》的歌词如果你胡思乱想，任意解读，可以把很多东西套进去，我就不胡乱猜想了，回头你们自己去解读吧。我比较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因为这首好像泄露了王菲的野心，用他国的乐器玩一把中式音乐，所以我恍惚中老觉得里面用的是琵琶、三弦、胡琴之类的东西，歌曲的旋律很像云南拉祜族民歌。

这张奇怪的唱片几乎是纯原声乐器录制出来的，所以没了工业味道，王菲到底要表达什么？我想大概是对当下的一种拒绝吧。

我想象中的脑残粉一般都是酱紫滴。

一个有耻辱感的人，当他的人格受到侮辱时，他的反应应该是愤怒的。但是中国人似乎一直例外。比如，中国人侮辱别人的方式，最狠的是招呼对方的母亲，其侮辱程度远远大于对自己的侮辱。所以我一直怀疑，中国人是没有人格的。

今天的网络时代充分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很多带有强烈侮辱色彩的词汇，逐步成了失效的药片。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傻逼”这个词率先失效，因为使用的频率太多，尤其是使用的人未必带有侮辱目的。再倒退几十年，“丫挺的”这个老北京人嘴里的词儿说出来是非常狠的，但是后来“丫”被演变成了介词副词或助词，它早已没有侮辱色彩了。语言学家鲁思·韦津利在她的《脏话文化史》里面曾经解释过这一现象，最难听最狠的字眼儿，如果反复使用，会降低人们对它的敏感程度。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些带有侮辱性、诅咒性的贬义词，被我们大量使用，最后使人们变得麻木了呢？

我想是的，当中国人学会掌握话语权后，他们利用这项权利做的最多的事情和他们当初学脏话时一样，只能简单掌握一些粗俗的骂人的词汇，再搭配上一直以来缺少对自己人格的意识，完美地将贬义词转化成了中性词甚至是褒义词。

傻逼、二逼、装逼……这些“逼”系列正逐步走向大雅之堂，弱智、白痴、混蛋、脑残也逐渐变成中性词。我常想，一个国家的人都对自己的人格不在乎，那他还在乎什么呢？后来发现，他们在乎国格，地域格。有哪个国家说中国坏话，他肯定会先蹦出来，觉得是奇耻大辱；有哪个地方的人说他的那个地方不好，他也会蹦出来，觉得是奇耻大辱。偏偏他自己的人格被羞辱的时候心胸反而变得豁然开阔，不以为耻，反而为荣。是不是中国人脑残是祖传的啊？

最近，脑残粉又将变成一个褒义词，甚至有人在百度知道里面还专门加上一句解释：“对一些事物的狂热爱好者的统称，无贬义。”这位编写词条的人一定是中国人。

想想也是，中国的脑残粉是有历史的，比如《水浒传》，一百单七将都是宋江的脑残粉，舍家弃业，投奔梁山，最后宋江宣布投降，除了那个二逼李逵还有点反应，其他人集体失去判断。再有，红卫兵是离我们最近的最大规模的脑残粉，把一个国家脑残成灾难。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见到一些人，聊天时得知我是个写字的，往往会说一句：“我是你的读者”“我是你忠实的读者”“我是看着你的文章长大的”……开始我听了很不习惯，诚惶诚恐，觉得自己写的还不够好，人家就忠实了，还看着我的文章长大，多耽误人家的人生啊。后来一想，人家不过是在社交场合那么一说，可能都没过脑子，自己就别当回事了，你看我文章长大的，我还看你姚笛长大的呢。但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的人，说话表达还是比较理性的。

后来有了互联网，在网上写东西，再见到一些读者，对方张嘴就是“我是你的粉丝”“我是你忠实的粉丝”之类的话。其实互联网上有了自媒体后，这年头谁屁股后面不跟着个把粉丝啊。别人这么说，我也当社交场合的客套话，如过去人们见面问候“吃了吗”一样。

我前些年写博客，老有些人在博客后面留言。我挺烦的，你看就看了，非要留一句话，关键是没看明白瞎说，尤其是一些神逻辑搞得我很抓狂。我一怒之下，把博客留言的地方改了：凡是留言的都变成了黑猩猩。我想象的是，黑猩猩作为人类的近亲，没什么智商，跟傻逼没啥区别。我想这么一改，就会遏制住别人的留言。结果，消停了两天，有人冒着成为黑猩猩的恶名继续留言。这时我才发现，看来用侮辱人格的方式侮辱傻瓜们说话是没用的。

当然，也有人一怒之下在也不看我博客了，我特别佩服这样的人。后来有一次我见过因为黑猩猩不再看我博客的人，她说我不尊重自己的粉丝。我当时想的是，你自重，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不赖我啊。

再后来，我发现“黑猩猩”这个词变成了我的读者的标识。一见面，他们都自豪地说：“我是你的黑猩猩……”自此，我羞辱别人的方式彻底宣告失败。后来我反思，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不是黑猩猩这个动物也有可爱之处？比如憨态可掬，近似人类，让他们不觉得这类动物带有羞辱色彩。如果换成蟑螂或者苍蝇或者蜈蚣之类的，效果会不会好点呢？

事实上是，你换成任何一种恶心的东西，人们最后都会见怪不怪。因为他们会认为你本意也并非是想把他们当成黑猩猩看待，他们自己也坚定地认为早从树上下来了，因为侮辱的力量很快被消解了。再后来，我再见到有人宣称黑猩猩，那就宣称吧，我没招了。

当最近我听见有人当我说他是我的脑残粉，我颇感不悦。不管别人怎么看，至少在我看来，脑残和脑残粉是重度羞辱词汇。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谁的脑残粉，看来那真是脑袋有问题。这个逻辑这么解释反倒正确了——一个没有脑子或者脑子坏掉的人，他没有判断，只有盲目，那可不脑残粉吗——还挺有自知之明。如果有人跟我说他是我的脑残粉，我觉得很丢人。

过去，有人说是我的粉丝，我都觉得他有问题，你说是我的读者，还能让我的虚荣心有点满足，至少你确实在看我的文字。到了粉丝的份上，谁知道是你脑子里想的是啥。等到了脑残粉这个地步，我反倒觉得是在羞辱我，妈逼的，他们管这个叫互动。

再分析一下，会发现，脑残粉成为一种荣誉或某类群体的代名词，一定是跟这些脑子有问题的人喜欢的那个对象肥瘦不挑有关系。因为今天的粉与被粉，都带着商业目的或虚荣心。别看那些名人明星人五人六，人模狗样的，说起话来装腔作势，心里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他。粉丝越多，弱智越多。站在明处的名人明星其实心里也会有点硌应——妈的咋都是些傻逼喜欢我呢，但是他又想利用这些傻逼粉丝，因为可以为他带来商业目的和虚荣心的满足，所以睁只眼闭只眼，大家一视同仁，粉丝也就没了门槛。当脑残们堂而皇之四处招摇时，群体行为是无羞耻感和负罪感的，当这个底线被拉得越来越低时，贬义就变成了褒义，甚至是荣光。这不是宠辱不惊，而是褒贬不分。

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把对日本的愤怒和耻辱感拿出十分之一用在自己的人格尊严上，估计这个民族还有救。否则，真完蛋操了。

我们三联书店从4月8日开始试运营全天营业，在中国人从来没有看书习惯的任何时代，在数字化新媒体时代，在一个娱乐休闲生活丰富多彩的时代，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假如十年前三联书店这么做，一定会很热闹。

我第一次逛三联书店还是在80年代，那时候它还没有这么气派，蜗居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挑书都得撅着屁股。后来，美术馆东街22号盖好了，三联书店搬进去了，一时间门庭若市。三联书店和不远处的涵芬楼书店是我经常去的地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经常去五四大街，从朝内小街骑自行车一路向西，朝内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几家出版社的书店，到了美术馆，路边都是书报摊，一直伸展到现在的红楼一带。这条街基本上伴随我度过了大学四年生活，我当时有个固定习惯，周末会骑车到这里扫街，如果美术馆有影展画展，还可以进去看看。后来，政府部门可能觉得路边都是书报摊，影响市容，或者，那些书籍中经常夹杂一些反动淫秽色情的内容，干脆就给清理掉了，当时我可是在这些书报摊上淘登到不少好书，可惜的是，在大学宿舍被同学拿来拿去都有去无回，只有一本《让美在性生活中荡漾》因为我给它包了一个书皮，上面写了“政治经济学教材（人民大学出版）”才幸免遇难。

所以，这些年我和很多人一样，真的是看着传统书店日渐衰落凋零下去。三四年前，我去这两家书店买书，结账时还要排队。现在，店里冷清到常常感觉自己是在做盘点的店里员工。别说三联书店了，就是王府井书店也没有几年前的热闹景象了，我每次路过王府井书店，都会有种错觉，这家书店早晚有一天会变成二三线知名品牌大卖场的。

有些趋势是我们都无法阻止的，比如信息传播媒介的变化，新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出现，它在千方百计蚕食着传统媒体行业，逼着你不得不转型，甚至死掉。

书店对读书人来说，是一种梦一般的回忆，当我们渴望去了解世界时，书店往往扮演着通向世界码头的角色，我们在书店里寻找自己渴望看到的那本书，每一次我们走得更远，可能都会跟一本书有关，而这本书来自书店。

如今，我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足不出户即可购买到自己想看的书，过去，不读书看报，很难获得你想要掌握的知识，但是现在你可以通过网络知道世界上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书或者书店对我们越来越不重要，慢慢走出我们的生活了。

这时三联书店决定全天营业，可以扭转传统书店的被动局面吗？难说。

先看看都是些什么人晚上不睡觉还在外面逛，我想大概有这么几类人：上夜班者、神经衰弱者、生物钟颠倒者、白天不坐班可以自行支配时间者、心情失意者、乞丐……这些人是潜在走进“夜三联”的群体。

那么有什么样的人是潜在的“夜三联”读者或者说购书者呢？我猜大概有这样几类人：夜猫子且过去有看书习惯的人、写作者、喜欢购买打折商品者……这类群体有多少呢？北京有两千多万人口，看纸质书习惯的人估计能有0.5%，在市区内的人估计占这类人群的50%，如果同时又喜欢熬夜或生物钟颠倒或者有写作习惯的人或者……我猜大概凤毛麟角了吧。不过没关系，毕竟三联书店面积不大，不像娱乐场所的夜店可以摩肩接踵，能凑个百八十人倒是可能的，上半夜甚至会更多。问题是，什么动力会让他们出来？

三联书店的楼上是雕刻时光咖啡馆，这里倒是经常人满为患。据说雕刻时光会和三联书店一样变成全天营业。表面上看，二者形成的业态可以吸引人夜里出来一坐，或呼朋唤友，或三五成群，会让这两家店共同营造一种带有小资和文化品位的夜生活。可是仔细一想，人们晚上不睡觉，除了宵夜就是在夜店里闹腾，雕刻时光的环境不太符合人们的消费习惯，它太素而不太俗。雕刻时光真能引来夜客吗？我看悬。

北京三里屯有个书店叫PageOne，它坐落在一个最没有文化的地区，却可以全天营业，为什么呢？表面上看，去三里屯的人都是都是夜生活消费的，没几个去看书的。但是你别忘了，这里的业态很好，“夜态”也很好，人流数量巨大，它是时尚休闲生活的聚散地，PageOne很快成为这片时尚休闲区域的一份子，时间长了，会把人过滤到这家书店驻足一憩。

三联书店位于一个看似文化氛围很浓的地方：商务印书馆、人艺剧场、美术馆、红楼……再远一点是南锣鼓巷，似乎地段还可以。但实际上，这里白天尚可，到了晚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气，甚至有些黑灯瞎火，旁边的饭馆差不多九点多钟就开始轰人，路边基本上打不到出租车，它实在无法营造一个像三里屯那样的夜生活环境。毕竟人们晚上出行和白天不一样，都希望到一个热闹扎堆的地方。

换句话讲，你全天营业，得给人一个说法，里面得有故事能吸引人，让美术馆东街变成一个文化标志，让那些平时都不知道书该从哪边翻的人不得不关掉手机和电脑跑过来享受这个，不然就会觉得自己落伍了……比全天营业更重要的是营销，不是说你增加营业时间、打折和改进一些服务内容就万事大吉，那样消费者只能感受一些新鲜，新鲜劲儿一过去，它又恢复原状了。

如果三联书店真的想成为美术馆东街上的一个地标，成为不夜书店，那必须要以一种引导消费的方式来包装自己，它可以和雕刻时光一起去策划制造一些话题，让今天的人们认为大晚上去书店消费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超凡脱俗的时尚特征，让一些普通人半夜推门进去，一抬头不是看见莫言在喝咖啡，就是看见崔永元在遛弯，或者看见马未都在和人聊青花瓷，最不济的你也会看到方舟子拿着一本书在运气，比着他和书谁长得更方……总之，你一进三联书店的门，名人俯仰皆是，不小心就能把你绊一个跟斗，而且只有在晚上才会这样……这是中国绝无仅有的文化氛围。我相信这些名人们都有书店情结，他们都不希望传统书店就此走向没落，都会尽自己的影响力过来站台。我也相信，不需要多久，三联书店一定会变成京城第二个庆丰包子铺扬名四海。

从父母那里得到一副好嗓子是件幸运的事，而把这副好嗓子的天赋发挥到极致是幸运中的幸运。所以，我们很羡慕那些靠嗓子挣钱吃饭的人，比如，播音员、歌手……黄绮珊有一副让很多歌手羡慕的好嗓子，每当人们提起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她的嗓子在中国歌坛数一数二。但遗憾的是，她的这副好嗓子从来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有时候上帝总是公平的，给了你这个就不会给你那个。上帝有时候好色，偏爱那些徒有一副脸蛋的人，黄绮珊的天赋被这些脸蛋淹没了，直到她已经变成了“黄妈”，才借助无聊的选秀比赛走红。

如果说黄妈过去被埋没，跟世俗的审美有些关系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她被埋没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乃至华语地区没有一个像样的制作人。在这些制作人看来，黄绮珊具有无可比拟的天赋，接下来就会走入误区，认为她什么都可以胜任，而不像对待条件一般的歌手，尽可能去挖掘他最长处的那一部分，反而更容易跳出来。黄妈在那些三流制作人眼里，不是和氏璧，而是一块现成的宝玉，让她唱什么都可以。而黄妈本人大概对自己也缺乏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在音乐话语世界里，男人还是处于主导地位，这么多年，她就是一个被人拿来做各种音乐实验的小白鼠，低能的音乐人们每次实验时都侥幸地认为黄绮珊可以成为一件成功的实验品，结果都失败了。

我不知道这个叫赵钦的制作人是哪路神仙，之前做过什么专辑，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最清楚黄绮珊该怎么唱歌，他知道技巧和天赋最终是为诠释歌曲服务的，如果本末倒置，无异于害人，所以，赵钦没有走回过去实验黄妈的老路，而是删繁就简，回归本真。假如黄绮珊在20年前遇到赵钦这样的制作人，何苦今天上什么我是歌手呢。

这可能是我最近十年来听到的整体感最好的专辑，十首歌曲都非常精彩，没什么主打歌，没什么风格迥异，没什么所谓新音乐样式的尝试，没什么民族风也没什么西洋景，更没有声嘶力竭的高音。其实黄绮珊只要做到她该做的就足以证明自己了。

这是一张极其朴素的专辑，各种乐器使用相对均衡，完全围绕黄绮珊的唱来演绎。我把过去黄绮珊唱过的歌曲和这张专辑的歌曲做了对比，发现最明显的差异是：过去她唱歌是没有收敛的，倾其所能，而忘记去演绎歌曲本身所传达的情感，感觉像傻小子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次，黄绮珊的演唱似乎把自己包裹起来，让那种情感在包裹中慢慢酝酿发酵，然后娓娓道来，并且张弛有度。我猜黄妈到了这个月份，也悟出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延长起来知道轻重缓急，而不是一个万能的歌手。或者，制作人赵钦敏锐地观察到黄妈最原始的特质。

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的音乐人在创作歌曲录制唱片时能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供他们模仿参照的音乐，他们都能找到自己。有时候创作就像做人一样，总是缺少那么点自信，老是看人眼色，最后迷失在一种虚假的参照系中。

《别梦》是一张乍一听毫无所谓风格特点的专辑，和现在的垃圾流行音乐营造出的矫情和虚假格格不入，但是它可以让你从中慢慢体会出黄妈从歌声中释放出的力量：伤感，苦涩以及释然。

桑格格在她那本畅销书《小时候》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我3岁时的口头禅是：我小时候……”

我记得桑格格第一次把她过去的记忆用一些碎片式的语句写出来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流行这类文体，我把她的书稿推荐给很多出版社，结果出版社都没看上。有个不开眼的出版社贸然出了这本书，一下成了畅销书。后来，类似这种碎片式文体的书如雨后春笋，让这种文体迅速变成一种恶俗。

但是现在再看《小时候》，会发现，虽然文体是碎片，但是叙述的是记忆的细节，这是桑格格和其他碎片式写作的本质区别。

打个比方，在没有碎片化信息的年代，你和人约会，一般是打个电话（或者写封信），约定本周六在某公园门口见面，此时是周一，从定好时间开始，你就会把周末约会当成你这段时间很重要的事情来对待，这段时间你会有很多期待和向往，脑子里会想出很多事情，一直到周六，从上午你就盼着时间赶紧过去，到下午下班，你坐车赶赴公园。几十年过去，当你回忆这次约会的时候，由于记忆的问题，你可能只记住一些碎片化的细节，比如那天的天气，比如对方穿的衣服和当时说的第一句话……当你认真回忆的时候，可能还会想起很多细节，最后你可能会把模糊的记忆变成清晰完整的经历。你之所以能记住这些，是因为所有碎片化的细节前后世有因果关系的，这容易让你能回忆起来。

但是碎片化信息年代发生同样的事情，基本上是你通过手机发条短信，周六下午公园见，你在上午甚至中午告诉对方即可。在你和对方约定好了之后，由于时间很短，你可能都来不及去期待和想象，就马上见面了。在你去的路上，你可能会一直告诉对方，我出门了，我快到了，再过个路口就到了……而从约定好时间到见面这期间，你可能总是被一些碎片式信息干扰，甚至在你去的路上，你还不断斯刷微博微信……几十年过去，当你回忆这次约会的时候，由于记忆的问题，你能记住的可能就是对方说的那句话：“去死！找你95后的老女人去吧！”至于那天的天气，她穿什么衣服，生气时什么表情……你可能都不记得了，因为一切都压缩得太紧了，最关键的是，那段时间你经历的很多事情前后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无法重新从你的记忆库里陆续把它调出来。

所以，我坚定地认为，未来文学的主流将是诗歌。这不无道理，你想想，几千年前，我们记录文字都是写在竹简或帛上，地方太小，不适合长篇大论，人们表达情感最终是通过诗歌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诗经、楚辞、汉乐府，直到唐朝出现了诗歌的繁荣高峰，这可都是碎片化的功劳啊。我相信，一千年后，中国会出现诗歌的新高峰。所以你现在最好去写诗，一千年后，你的诗可能会收录到教材里，幸运的话，你还可能被誉为“庆丰八大家”之一。

1995年，当时窦唯正如易中天，我采访他两次，结果回家整理采访内容时发现，两次采访的内容还凑不够一首歌歌词的字数呢。那时的窦唯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刚刚学会说话的婴儿，只能用简单的字词来表达。

在很多人看来，窦唯后来把嘴闭上，用音乐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一大损失。这就是我们俗人的思维。怪才总的有点超出常人的方式，窦唯再后来沉迷于电子音乐之中，在他看来，这些纯器乐已经足以表达他的想法了，没必要开口唱歌了。曾经有人想出钱给他录张专辑，前提是他必须开口唱歌，窦唯拒绝了。在这一点上，窦唯可算是把事儿做绝了。

但是怪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让你永远捉摸不透他下一步要做什么。这就是窦唯在新专辑《谋·陨》要告诉你们的——他这次开口唱歌了，真的，不是代唱的。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要这样。

专辑一共收录了7首歌，最长的有25分钟，最短的也有7分钟。虽说窦唯开口唱歌了，但是他对歌词的吝啬也许还会让你感觉不过瘾。我数了一下，专辑里的歌词（含标点符号）一共501个字，还凑不够四条微博的长度呢。其中有两首歌的歌词分别是16个字和21个字。

从音乐的整体印象上不难判断，窦唯把我们理解的中国传统音乐和电子音乐做了一次大胆尝试，这种思路在他过去的专辑中已经有过多次了，只是这次他尝试得更扎实。比方说Ambient与古琴的结合，Trance与琵琶的连接，再加上他时隐时现、若有若无的演唱，乍听起来有些晦涩，但仔细听下去，还是能明白一点，窦唯似乎想同时颠覆中国传统音乐与机器音乐。

既然有了歌词，那么你在理解他的歌词含义时需要花点工夫，过去你曾经为他不知所云的歌词吃尽苦头了吧，这次甚至需要你掌握一些古典文学和历史常识，不然你会踏上云里雾里的63分钟的旅程。

《察》取材于《吕氏春秋》，歌词共有40个字，每四字一句，每句看上去都像一个你熟悉的成语，但又和成语有所差异，典故皆出自《吕氏春秋》，想搞明白窦唯的本意，确实要费一番周折。甚至我都想以藏头诗的分析方法分析窦唯这些歌词的动机是什么，也许就是个文字游戏，也许他跟过去一样，想通过文字解释清楚一些道理，但越解释越麻烦，索性信马游缰了。

《大荒》里写了16个怪物，每个怪物相生相克，这也是专辑中歌词最长的一首。显然，它是《山海经》提供给窦唯的灵感。25分钟的音乐，透着一股阴森怪异的味道。窦唯半唱半白，几乎每一句都显得焦躁无奈。

《游》只有简单几句歌词：“走，走，无边。回，回，无岸。来，来，虚漫。去，去，归点。”同学们，你们知道这首歌取材于哪一本古典名著吗？

《词殇》是窦唯从《诗经》或宋词中获取的灵感，里面有些你熟悉的词句，但总会被他扭曲成一些晦涩的文字，半文半白，叫人摸不着头脑。不过这首歌相对比较轻快一些，Trance效果还是有十足的韵律感。

《谋·陨》有19分钟长，加入了诸多音效，比如雷声、街头噪音、工厂机器噪音，而古琴的悠扬似乎无视噪音的存在，这首歌简直就是德国的Neu!在演奏《广陵散》。窦唯在这首歌里也已咏叹的方式漫不经心的演唱，似乎在搞什么恶作剧。大部分词汇来自《文心雕龙》，却被他肢解得破碎不堪。

《伏羲》和《别》在整张专辑中相对比较阳光，但如果和他的专辑《黑梦》比，还是黑暗了许多。

如果说窦唯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兴趣，倒不如说他对神话寓言发生了兴趣，或者，他出于对这些故事的恐惧，让他产生了以牙还牙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动力，创作出这张专辑。究竟他是什么想法，我的猜测是：有时候他可能是忽然来了灵感，随便就写出来了，至于到底要表达什么，估计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所以咱就别那么费心琢磨了。

总之，窦唯张嘴开唱了。你觉得挺新鲜是不？

我记得1994年何勇出《垃圾场》的时候曾畅想过下一张专辑的内容，这一转脸都20年了，何勇出新专辑的想法都快有资格申遗了。要不是魔岩三杰在歌坛的不可替代性，这三个家伙或许早被人遗忘了。

鸡汤学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性格决定命运。这是废话。魔岩三杰——何勇、窦唯、张楚的性格确实够玍古的，一个浑起来比谁都浑，一个闷起来比谁都闷，一个脆弱起来比谁都脆弱。大概有点天才的人都这样，常常经不起风吹浪打，你看看那些艺人，脸皮多厚，面对什么都胜似闲庭信步。所以三杰们更适合生活在田园牧歌时代，而不是商业规则严酷的娱乐时代。

在魔岩三杰中，何勇是在1994年后再没出过专辑的人。他有很多碎片式灵感，却没有落实的行动力。到后来，音乐环境变得越来越差，他想左右商业没办法，商业想左右他也力不从心。现在的何勇，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绝望嚎叫着“有没有希望”的朋克了，对他来说，把这20年积累的素材变成一张唱片可能是他与音乐之间最重要的事情了。

过去他还梦想着有第二个老板像当年张培仁翻墙到他家签约，但如今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完全调个了。除非何勇参加选秀节目，声泪俱下讲述他一度传奇的经历，或许能有机会得到一份唱片合同，否则一点希望也没有。

所以何勇决定DIY，三年前，不，是十三年前，我遇见何勇，他就说要录张新专辑，说得地球都快毁灭了，他才磨磨蹭蹭把专辑录完，现在他要找一家公司把专辑发出来。不过让他郁闷的是，来找他的都是房地产和卖车的公司。何勇的心底再次发出绝望的嚎叫——有木有希望？

何勇在音乐尝试上充满多面性，《垃圾场》是最好的实验例证。但新专辑中何勇放弃了多样性的尝试。他自己解释说：“现在是一个单一性的世界，以后人都会单一繁殖。”所以何勇在专辑中做了一个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尝试——你敢相信他唱了12首流行歌曲吗？

如果你听完《单一繁殖》，认为何勇就此堕落，那可能是大大的误判。我相信，这个情绪容易激动、浑身反骨的何勇绝不想向恶俗文化妥协，他拥抱恶俗，是想操它，生出的孩子或许基因上能有些改变。何勇试图通过流行歌曲的方式把他的朋克精神一起打包，扔到人群中炸开。这点小聪明一直是他津津乐道的。什么叫朋克？这就是朋克。

给何勇担任编曲的都是这些年冒出的新秀，我查了一下，发现他们经常给那些选秀歌手编曲，那种曲风，正是何勇想要的，这叫借尸还魂。

讽刺、恶作剧充满歌词的字里行间，你能想象得出他唱得像《我是歌手》或者《中国好声音》学员那样的矫揉造作吗？甚至他比那些选手还要矫情，这是一种喜剧效果，同时也带着一些悲剧色彩，得把人逼成什么样才会想出如此下策呢？

何勇的歌词有个弱点，那就是开头几句你觉得特牛逼，随后就散架了。这一点在专辑《垃圾场》里体现得非常明显，这是卖弄小聪明的结果。但这次，何勇基本上克服了这个毛病，至少在新专辑里不太明显了。何勇说，他改歌词花了十年的时间。我相信他没有夸大事实，毕竟琴棋书画样样俱全的人太凤毛麟角了。

《胡同爱情》也许会成为文艺青年热爱的歌曲，它以南锣鼓巷为背景，貌似写了一个爱情故事，实际上在写一种虚假的美好，关键是何勇唱的非常阳光。这和另一首歌《水果》相得益彰。《水果》用双关的手法隐喻地表达了塑料花式的美丽。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汽车玩具》写的是性，另一首跟性有关的歌是《粉蒸肉》，何勇这次用很含蓄的表达方式触及“性”这个主题。听完《粉蒸肉》这首歌后，我打算再也不吃粉蒸肉了。《石灰墙上的三幅画》是写一种变迁给他带来的无奈，我可以把它看成是《钟鼓楼》的延续。

尽管《单一繁殖》并不是我们期待的何勇的第二张专辑，甚至从整体感觉上还欠缺点力度，但这是他对摇滚乐和流行歌曲的双重解构，估计也只有何勇这样的人才干得出来。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他总算出专辑了！！！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罗大佑的头上被扣上了“华语乐坛音乐教父”的帽子，罗大佑自己很清楚，这顶帽子犹如一把枷锁，把他锁在神坛上。当这个神秘黑衣人形象走向公众视野时，罗大佑本人尽可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恶俗的艺人，以此来缓解头顶上的桂冠给他带来的不适。随着华语乐坛的衰落，罗大佑的“音乐教父”帽子非但没有被摘掉，反而像紧箍咒一样牢靠，日趋金光闪闪。人们都知道，至少在活着的时候再见不到第二个罗大佑了。

其实罗大佑摘掉他头顶的帽子方式很简单，出几张烂专辑即可。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想戴着这顶帽子却又不想让人留意帽子的存在。上一张专辑《美丽岛》已经流露出他自毁的迹象，只是他过去的经典太多，在歌迷看来，某张专辑有点闪失倒也能原谅他。但罗大佑自己很清楚，如果再出专辑，即使不能超越当年的《之乎者也》，至少也得跟《爱人同志》看齐，不然这顶帽子会被风吹跑。

几乎过去了十年，罗大佑终于带来了全新专辑《回转舞台》。如果说《美丽岛》是他把各种音乐样式七拼八凑到一起连自己都不知所云还觉得自己与时代同步的话，这张专辑干脆删繁就简，像当年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录制《内布拉斯加》那样，几乎用一把木吉他把所有音乐搞定。《美丽岛》创作的背景正是蓝绿阵营在台岛折腾的时候，罗大佑显然不想放过表达政治立场的机会，他除了撕掉美国护照，还要在歌声里表达一下他的观点。但他显然刀还没磨快便匆匆出手，连堂吉诃德都没做到。一个一直以来批判国民党的人，突然掉转枪口，屁股不知道该坐在哪一边，或者说坐得还不太牢固的时候，打出的子弹准确度显然比过去差了很多。

所以说，罗大佑当初在《美丽岛》里做各种音乐尝试，是怀有野心的，只是野心依托错了地方。你罗大佑有必要用新的音乐语言来告诉人们你还在继续前进吗？

专辑里一共12首歌，有七首歌回归到纯民谣状态。我猜想，他的回归根源，跟这些年台湾社会相对无趣有些关系，可以让罗大佑心情平复下来，把更多心思放在音乐上。过去那种批判色彩减弱了，更多是在显露出他心里的无奈。想想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还较什么劲呢？

开始曲《风向》是一首节奏轻快歌谣小品，简洁的两段歌词和一听就能感觉出70年代的电吉他音色，似乎在告诉我们罗大佑要把我们带回《童年》那个年代。两段歌词十六句话，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一个常理，风吹来的那个方向或许能带给我们什么，可是想得到又必须改变脚下的路……

罗大佑曾经在专辑《家》里面写过两首以家为主题的歌曲，这次，罗大佑又把“家”这个主题延续了一步，变成“家三部曲”。罗大佑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家”这个概念时说：“每个人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对‘家’的理解是不同的。我也到了该回家的年纪了。”如果说《家》《家II》分别写出了离家和想家两种心情的话，那么作为“家三部曲”的第三首《家III》，罗大佑写的是回家，但这种回家的感觉并不美好：“我想看一眼绿草给我留下的呼吸的记忆/但是眼前涂上了一层钢筋水泥/昏黄的灯火曾经送走我离家五百里/如今的面孔和霓虹都让我不再熟悉……”这首歌有一段木吉他独奏，听上去漫不经心，却弹出了一种纠结和伤感。

《听》可以看作是他对当年《盲聋》的另一种解读，也是整张专辑中批判性最强的歌曲，如果说当年罗大佑在写《未来的主人翁》时还带着一种忧虑的话，那么《听》是他对信息时代人无处藏身的反思，他用反讽的手法，似乎在描述一个赫胥黎式的“美丽新世界”，一种异化后的幸福，却直指人性内心的扭曲。《听》是这张专辑中最好听的一首歌，显然，文艺老年情怀发作起来远比那些对后现代学者们枯燥的长篇大论反思有意思多了。

《距离》是专辑中唯一一首情歌。罗大佑写情歌，只要一出手，几乎都是经典。但我一直认为，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曲，但凡写得好的，大都是作者对爱情的理解处于似懂非懂的阶段。罗大佑的情歌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从不去哀怨，而是常常抱着一种批判与思考的姿态来解读爱情，用今天的话讲叫心灵鸡汤。《距离》显然延续了罗大佑一贯的爱情思维定势，叙事体的歌词，从风花雪月一步一步写入骨髓，词句严肃中透着戏谑，抽离与代入不断转换……这何止是鸡汤，简直是鸡精。罗大佑似乎想通过这首歌为他过去的情歌做一个总结，同时也想得出一个终极结论：因为有距离的存在，爱情才精彩，才无奈。这首歌的编配也值得说说，简单的弦乐四重奏，两把木吉他既像缠绵又像争吵，这是华语歌坛难得一见的Acoustic。当然，那过耳不忘的旋律就更不用提了。

听《回转舞台》使我想到了罗大佑去年给某选秀当评委的场景，这首歌实际上是罗大佑对整个华语歌坛的批判，谁让他是华语歌坛教父呢，也只有他有资格去批判华语流行音乐。他用回转寿司这一形象比喻当今华语歌坛的没落，前有古人，后无来者，每个歌手都像一盘盘寿司一样，在餐台上旋转，食者越来越觉得无味，但又不得不跟着狂欢。听到这首歌，我都替罗先生感到孤独，这就像一所大学，老生一年一年都毕业走了，却不再招新生，校园里越来越冷清寂寥。

《回转舞台》也许不是罗大佑最好的专辑，但绝对是继《美丽岛》之后罗大佑最好的专辑，可以和《爱人同志》媲美。甚至，它也是最近十年最好的华语专辑。看来，老罗的“华语歌坛教父”的帽子是没法摘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