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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类的日志
带三个表 @ 2015-02-13 15:50:28 分类: 杂谈
有部叫《五十度灰》的电影在今天（2015年2月13日）上映，但是生活在姚家沟的人民——不管是男人民还是女人民，没有机会去电影院感受S&M的乐趣，只能通过非常规渠道观看，一部投资巨大的情色片只能被当成AV来对待。中国是一个主子VS奴才的虐恋大国，却不能看一部虐恋电影，这是何等的虐恋！
之前我看过一部叫《五十度灰》的小电影，不知道谁拍的，拍得比毛片好一些，至少没那么多长镜头——区分色情片和毛片的标准就是看长镜头的多少。所以，正式的大电影肯定不能像小电影那么拍，得有点故事情节，得非常讲究一些，把虐恋包装成一个爱情故事。从分级标准上，应该是R级。但是它怎么加入符合好莱坞电影的故事情节，也无法逃脱故事本身陈词滥调的窠臼。
《五十度灰》是一个滥到你即使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文学青年，搜肠刮肚想写一个无聊的故事，都不会选择这样一个青春女子爱上高富帅的题材，但是E.L.·詹姆斯没有放过这个题材。环球公司没有放过这个题材。
中国现在没有色情文学，但是色情文化却很发达。中国过去有色情文学，最繁荣的时期是明清，估计那时候没有审查制度。但是这些色情文学你怎么看都是男性视角下的描述，女性只是一个为丰满男性形象的工具。小说在当时的地位就像现在小说的地位一样，你看那些文人，画幅画、写首诗，都要署上自己的名字，盖上自己的印章，生怕被别人掠美。但是费半天劲写个小说，都不好意思署名，搞得现在四大名著的作者都成了悬疑。男人对待小说的态度尚且如此，女人作为一种社会上最卑微的角色，基本都是文盲，怎能去写小说，更何谈什么话语权。
中国仅有的色情小说繁荣时期也基本被父权所控制。等到了男女平等的年代，又不许写色情小说了——实际上是父权社会的权力变得更强大了。弗洛伊德早就分析过，父权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专制，有受迫害妄想症，总是在四面楚歌的想象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敌人，进而通过加强专制来巩固父权。在中国，不会有色情小说出版，尤其是女性视角下的色情小说。
但是，可以有更含蓄的情爱小说——虽说一度情爱小说也被打倒。从《红楼梦》里的情爱到琼瑶小说里的情爱，实际上填补了中国当代女性最基本的意淫诉求，用文学的方式把女性的浪漫心理指向一个不可控的情感荒凉境地。情爱小说在满足女性的精神想象之后，反而割断了与身体想象之间的关系。男性在今天可以通过毛片来满足自己，但女性满足自己的方式不是毛片，而是情色文字里流露出来的浪漫，但它又是缺失的，琼瑶只能送你一程，扔在半道不管了。中国至今没有一本像模像样的女性文学刊物，也没有女性视角下色情小说的作家群体。结果，很多中国女性只能阅读纯文学或通俗文学，结果无数中国女性被活活逼成了文学女青年。
我看过一篇安·巴·斯尼陶（Ann Barr Snitow）的文章《大众市场的罗曼丝：女人的色情文学是不同的》（Mass Market Romance: Pornography for Women is Different），她是个大学文学教授。这篇论文发表于1979年，她以加拿大禾林公司出版的《浪漫小说》杂志为样本，分析了这本杂志上的小说和其特定女性读者群的消费心理、性心理。现在再把斯尼陶的文章拿出来看，一点都不过时，她分析得很全面，因为女性对文学的理解，对色情与性的理解一直没有变，这一切基本上都体现在《浪漫小说》杂志的每一篇小说里面了。对今天的中国女性来说，没有《浪漫小说》这样的市场针对性极强的文学刊物，但并不是说斯尼陶对女性文学市场分析的现象在中国女性身上不存在，在我看来，它极其符合当下中国女性的性心理诉求。
斯尼陶分析道：“这些小说是有趣而吸引人的。这是因为它们规定了一整套的人物关系、情感和能打动我们的构想。”有时候我们鄙视模式化作品，但实际上我们都离不开模式化、套路化作品，因为这是经过千锤百炼、具有核辐射威力的结构。
爱情小说写来写去就是写欲望，当那个黑8最终被打进洞之前，必须出现一系列障碍，看着才能更加勾起读者的欲望。斯尼陶说：“一般看来，禾林小说没有什么情节。禾林的世界就是被男人和女人这两类难以交流的人所占据着。小说中所有的不安和麻烦都是由彼此引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极端乐观派的小说有它们自己的梦幻般的现实世界：文化造成了两性生理经验上的差异。两性具有不同的需求和兴趣，当然还有不同的阅历。他们发现彼此完全不能了解。”
斯尼陶继续分析：“由于禾林小说中的全部行为都是从女性的视角来写的，那么读者就会认同女主人公对那些‘皮肤黝黑的、高大的、神情严肃的英俊’男人的古怪无常的行为的理解，无论那个男人是神秘的陌生人还是有权势的老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小说中的关系是颠倒的：女人是主体，而男人则是客体。尽管女人的服饰总是被很仔细地观察，但禾林小说中对男人的描述要比女人多得多。他是未知的他者，一尊性感圣像，他的魔力就在于他是雄性的。小说中充斥着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男性的就是好的，男性的就是充满激情的，在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了。”
你会发现，《五十度灰》几乎是以斯尼陶的这段分析“为蓝本”下创作出来的，E.L.·詹姆斯和70年代为《浪漫小说》供稿的作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是形式上稍有改变，那种被抽成真空的浪漫演变成一场S&M游戏，唤醒了一个女性潜在的性心理需求，其实这种写法也没有稀奇的。但它很受欢迎，比《哈利·波特》还受欢迎。看来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是被压抑的，只能在一场虐恋中狂欢。
琼瑶的小说在很多方面跟禾林的《浪漫小说》有相似之处，但是琼瑶小说里缺失了“性欲”这个主题，至少琼瑶阿姨没有直白地去描写这个主题，而是强化了女性的浪漫与神经病特质，这也是我们有段时间解读琼瑶小说时常常提到的“毒害不少女青年”的原因。因为让中国女性读者去摆平想象中情与性的关系，尤其是从文学作品中想象，大概还有点难度。
女性视角的小说往往在细节描述上更胜一筹，这是男性所不能企及的。“在禾林小说中，穿什么衣服这个问题占据着大部分空间……服装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大量出现美食和家具。”这种文学化的细节描述放到《浪漫小说》的架构里，它就变得另有所指：“禾林小说使日常生活不再沉闷，它反复描写女人如何梳头，如何够着身子把盘子放到高架子上去，女人做着她们每天都要做的事，这种固定不变的状态中潜藏着性欲。”
情爱小说或情色小说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让主人公进入到一个真空状态，这样更易于浪漫，它让虚构文学的封闭系统更进一步封闭，封闭到只剩下一些仅为主题服务的要素，它带着超出现实的情色情境，特别容易打动情商不高的女性读者。斯尼陶说：“我们的文化中最极端的神话之一，就是认为理想的个人是那些勇敢的、完全孤立的人，但这仅仅是对男人而言。女人们往往被文化、社会关系、家庭和爱情（一种被女权文化定义为欲望的状态）所局限、所羁绊。她们能够为社会接受的一种超越，就是浪漫。”
我觉得中国不管是在文学还是在艺术方面，由于它过于强大的父权意识，导致女性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话语权被左右、被淹没、被肢解，甚至意识不到女性受众所需——逼的很多女性不得不去喜欢李宇春。如果我们从大众文化角度去分析性别消费，中国为女性提供的文化消费是极其扭曲的，甚至是带着歧视性的——女性消费者显然是意识不到的。
斯尼陶也无奈地总结道：“当女人们想要体验激情时，社会提供给她们的途径就是浪漫。当女人们试图想象与人交往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最美好的景象就是男性和性交。当女人幻想着成功和权威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方法就是去引起一个男人的注意。当女人们幻想着性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表现只是去直接地挑逗和满足男人，而把大多数的表现都视为禁忌。当女人们打算独身时，社会几乎就不会提供关于这方面的诱人前景。”
当E.L.·詹姆斯通过一番酣畅淋漓的意淫之后，大概她也无法逃脱笔下女主人公沦为男人性工具的老套路。但这是周瑜打黄盖，也是传统女性视角浪漫小说核心诉求。环球公司高价买下电影改编版权，它看到的不是色情片的噱头，而是这个巨大的市场还是由女性的虐恋来支撑的。
祝各位读者情人节虐恋快乐！
《你家大门》是凤飞飞的一首歌，唱的是一个走两岔的意外惊喜的故事，当然，意外的惊喜和收获肯定是爱情。在看格雷尔·马库斯的《聆听大门》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会想到这首与此书无关的歌曲：“想敲开你家大门，想敲开你家大门……”一扇很形象化的门在阅读过程中被慢慢打开——其实阅读任何一本书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只是这次真的是“开门”的故事。
关于“大门”乐队，喜欢摇滚乐的人都不会绕开他们。当年听打口磁带，它可一直是“尖儿货”。我记得当时跟一个姑娘探讨“大门”，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乐队没有贝司手，而用一件摇滚乐队不常用的乐器：管风琴。而姑娘则向我描述吉姆·莫里森如何如何帅，眼睛如何如何勾魂……人们对一件事物的理解总是会想两岔——好吧，要不咱们聊聊四大天王或者四小天鹅吧。
在当年对摇滚乐了解有限的情况下，我觉得“大门”是独一无二的，随着听到的摇滚乐越来越多，知道的越来越多，我发现他们的确独一无二。对他们的感知，我想《聆听大门》的译者董楠老师在她充满文艺青年激情的译序里面已经写得非常到位了，尤其是那种感性的认识，写得非常充分，于我心有戚戚焉。我这里就不续貂了。
这是我看过的第三本格雷尔·马库斯的书，之前看过他的《老美国志异》和《神秘列车》。在看马库斯的书之前，他的名字和戴夫·马什、罗伯特·希尔本、莱斯特·班斯一样如雷贯耳。但是真的读起来，却每每感觉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他的思维就像一个瞬间炸开的烟花——耀眼、迷人，稍瞬即逝，让你抓不住。自以为对美国摇滚乐还算有些了解，可在马库斯的文字面前，感觉自己像一个白痴，这是我过去看摇滚书籍时从未有过的感受。
马库斯的这几本书很难让人迅速归类，乐评？是，但又不是；散文随笔？是，但又不是；小说？是，但又不是；历史？是，但又不是；文化评论？这可能是最接近他文风的描述了，但是他文字的天马行空，又完全没有评论的严谨性，几乎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就是像坐上没有终点过山车，跟随他的文字上下起伏，而身边你认为可以熟视无睹的风景，突然间变得奇异而陌生……
马库斯擅长从旁门左道下手，来向我们展现平淡无奇的外表下的爱丽丝仙境，这是他最绝的地方。鲍勃·迪伦和几个加拿大哥们在一间地下室里玩了一段时间，录制了一盘算不上标准的磁带，最后被传来传去。马库斯以这盘神秘的录音带为圆心，一圈一圈缠绕出来另一番景象——一部怪异的美国音乐文化史。
《聆听大门》也是从一套四张的Bootleg唱片《踢你屁股！》（Boot Yer Butt!）入手，讲述了“大门”传奇的一生。这套唱片实际上就是当初人们在看“大门”乐队演出的时候偷偷录下来的。试想，在60年代，观众的现场录音技术会是什么效果，但是那些有心人随手按下录音键，诱发了马库斯的创作灵感。
当初看《老美国志异》的时候，搞不懂马库斯为什么要这样去写乐评。比如，他在解读一首歌的时候，常常解读的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我不知道被他解读过的那些歌手是否赞同他的观点，是觉得头头是道还是荒唐可笑？
当我继续看下去，才发现我想错了。马库斯这点常识还是懂的，他的文字里面从来没有针对一首歌发表过类似——“你不该这么写”“你应该再如何如何”之类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评论家和喜欢@别人的人该跟马库斯好好学学，当你去解读一个作品的时候，是否在心里先把作者捆在一棵树上，然后高举霸主鞭教训作者如何如何，再顺手把这些自以为闪光的观点扣在作者的脑袋上？想象着要是作者重新按照你先知般的观点改写一下是不是就绝世完美了？是的，我相信大部分缺乏评论常识的人都会这样自以为是。
也许你刚开始看马库斯的文字会觉得他有过度解读的嫌疑，但是真的看下去，会发现，他只是以他解读的作品为圆心，然后张开想象的双臂，尽力去画一个漫无边界的圆，所及之处，皆为他所用，那种立体的、跳跃式的评点，逐渐勾勒出一个多面的美国大众文化景象。当这种看似过度解读走向极端，就变成庖丁解牛而不见牛了。
这让我想起在1989年左右，我搞到一盘崔健1988年在北京中山音乐堂演唱会的录音带，那时候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还没有发行。有段时间我只能靠这盘音质极差、声音极小，甚至有时候得把耳朵贴在录音机喇叭跟前才能挺清楚他在唱什么的卡带来解渴。同时，关于这盘磁带背后那场音乐会的小道消息我也听到不少。这让我萌生了想给崔健写一本传记的冲动。于是我贸然敲开梁和平的家门（他当时一直跟崔健合作），当我说明来意，梁和平没有让我进屋，而是挡在门口把我训了一顿，然后把我赶走……多年后当我去梁和平家采访，提起此事，他很吃惊——还有这么一回事儿？我其实心里感到很幸运，幸亏没有得到这次机会，不然指不定写得多糟糕呢。
我之所以这么说，倒不是因为看过马库斯的书之后才后知后觉。一直以来，我对中国摇滚乐的理解一直有一个看不懂的问题，那就是它为什么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却又如此单薄？直到前些年，我才慢慢搞明白，是中国没有大众文化基础，这让我对在大众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摇滚乐来到中国后无法真正能解释清楚它的缘起与兴衰，它不是音乐本身的问题，而是与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的局限性、跟开放后整个文化的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有关。当西方摇滚早已汇聚成洪流时，中国摇滚仍然是一条随时干枯的小河。
去年，有一家出版社跟我约稿，出一本“中国摇滚30年”的书。编辑给我的策划提纲无非是采访一遍那些重要的摇滚歌手。于是我拒绝了。我想像的中国摇滚乐历史不该这样轻浮的拼凑，它应该是一部30年来的文化史、社会史，应该像乔恩·萨维奇写的《英格兰梦》那样。
但是我们写不出来，是因为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不是个立体，只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点或线，甚至连面都没有，更别说立体了。写起来也会有些乏味。
当马库斯去肆意他的文字的时候，说实话，我非常羡慕他，他把美国大众文化的碎片玩弄于掌股之间，信手即可拼接出一幅生动的摇滚风情画。他这样飞来飞去，是因为美国有大众文化。
当一扇门在敲开之前，你可以任意想象。当它真的打开，它完全超乎你的想象。这就是马库斯《聆听大门》。
带三个表 @ 2014-12-25 11:44:14 分类: 杂谈
时间：2014年12月21日下午2：30
地点：北京言几又书店
人物：东东枪、桑格格、王小峰
东东枪：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所以我先说话，我叫东东枪，刚才那位小哥哥已经介绍了，咱们今天来这儿是谈关于王小峰老师新出的这本书，叫《山上有神》。我能不能先问问在座的大家，有谁是看过这本书的……大多数还没有看过。我是昨天晚上才把这本书看完的，其实拿到这本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之前一直没看完，让我自己拿到之后特别惊讶的，这竟然是一个农村题材的小说，讲的竟然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在我的印象里，王小峰老师跟山村这个题材就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以前一直在看他谈一些音乐之类的事情。所以咱们先让王小峰老师说一说为什么会写这么一个故事？
王小峰：是因为2010年我去广州出差，当时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笑话，她知道我平时不上网，或者说上网也不到处乱逛。她就给我讲网上看到的段子。我记住两个段子，一个段子跟东东枪有关系，东东枪说了一句话：“百度一下，你就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在西南一带的农村，有一个村支书，把村里的有线电视，我估计是那个农村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大家可以看有线电视了，他把信号给掐了，把线接到他们家的录像机上，让别人拍他，拍完他之后在村子里放。拍他什么呢？他平时在电视上看到一些领导参与一些活动，接见一些外宾，出去视察，跟人家说话，开会，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他就找人给他拍下来，他也去田间地头跟人互动，像当年的“影帝”一样。
东东枪：当年的“影帝”是谁啊？
王小峰：你猜。这个村支书去别的村子访问，跟别的村支书在一起，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切东西都是拷贝电视台的那种新闻模式，在村里的电视一放，看着觉得特别舒服。结果没有几天，村民就把他给举报了，上面来人把他给撤了。这个朋友当时是当一个笑话给我讲的，讲完了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太中国了，我跟她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拍成一个电影。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去把这个剧本写出来，去年年初，我就已经把这个故事大概的轮廓想出来了。想完之后，我跟一个制片人聊，把它拍成一个电影怎么样？制片人听我讲完后，当时就说，第一，农村题材的电影是没有票房的，就是让刘德华和林志玲去演男女主角也没有人看。第二，成本会特别特别高，因为牵扯到一年四季的场景，还不能把冬天的场景改成夏天，至少也得拍三季，剧组的成本会很高。农村原来特别贫穷，后来变得富裕了，还不能换一个地方，得把原来的草房子扒了盖瓦房，这个没有1500万拍不了。我当时想两三百万应该能把这个故事拍下来。他这么一说，我就放弃拍电影的念头了。估计拍完之后，电影局审查也通不过，所以干脆把这个写成小说吧。
这个小说，如果你们看过会有一个感觉，推进特别快，是因为它还是一个剧本的结构和节奏。还有，我平时看别人写的小说，如果中间有那么一段，光在那儿抒情，没有情节的推进的话，我绝对是看不下去的。如果反复出现过几次的话，这个小说我可能就会放弃。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是，讲故事不应该拖泥带水，故事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是为讲故事服务的。这个书出来之后，很多人说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因为我没有想写得太长，很多东西我也不想把它展开，我觉得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就够了。
东东枪：格格老师刚才跟我说，这本书出版之前，您就看过。
桑格格：对，我应该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因为之前小峰写东西，我也一直看，但是这个小说我看完以后，觉得非常吃惊。他以前的写作分两种，一个是他的职业，一个是他的性情，但是这个是他把他类似于梦想或者野心一些的东西放在里面，而且用的这种寓言式的写法非常不露声色，而且文学上他也进步了。当时有一个事跟我生活当中的事紧密联系，当时他给我看这个小说时，我送给我妈妈一个生日礼物，一个DV，我妈妈天天拿着这个DV在家里拍，自己制作新闻，比如说今天的新闻是今天女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第二个新闻是成都什么什么地铁开通了，她会播报，播报完了制作一个节目，还会给我看，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和他写的事情这么吻合，一个个人对自己的世界，想留下来，又想传播，这是又荒诞又真实的，他一写出来，我没有觉得荒诞，觉得其实是非常真实，也非常准确的表达。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中国，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事，你会觉得很吃惊，他怎么给写出来了？
王小峰：当时这个书跟磨铁签约之前，曾经有很多出版社感兴趣，有好多朋友想帮我，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跟我说，我认识一些出版社的人，能不能把这个书稿给我看看，我就把书稿给他。他看完之后给我打电话，你是说河北某一个县发生的事吗？我说不是啊，他说我们去那儿办案子的时候，那个县发生的事跟你这个小说里写的几乎是一样的。我听完之后的那种反应，说不太清楚是什么，有一种欣慰的感觉，又有一种特别无奈的感觉。
东东枪：不想去告他们吗？抄你的小说？
王小峰：其实我一直在想，文学的创作应该是超越现实的，因为你想用一种艺术写作的方式，通过想象力去超越现实。
桑格格：我们现在活的世界远远超过想象中的荒诞。
王小峰：对，那种心情是很复杂的，包括我后来写另一本小说的时候，也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的灵感，趁着灵感还在，我就写了一个开头，写得非常夸张，写了一万多字，一月二十几号写的，结果4月份在江西抚州发生了一件事，跟我那一万多字描述几乎是一样的。
东东枪：你家电脑是不是中病毒了，那个东西没流出去吗？
王小峰：所以我就把那个开头放弃了。
桑格格：他以前的东西给我看，我总是从文学、细节、质感上给他一些建议，后来我发现这不太合适，这个东西不是他擅长的，也不是他感兴趣的。他感兴趣的是这个世界发生的一些真实的，看上去荒谬，但是又非常真实的事情，他不会想在一些细节上纠缠，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他并不是想超越文学，他只是想把他的话说完，所以他经常是把一个想法往前写，又放下来，要看这个事情本身里面的内在逻辑怎么发展，而不是在文学里面去打转，这也是他的特色。所以以后我不打算在文学上再给他什么建议，我就希望他有一些灵感。很多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段子或者故事一听就过去了，但是会在他的心里扎根，种子就开始发芽，长成一个故事，这算是他的一个天赋吧，很多东西在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懵懂的雏形，只需要去给他一个外面的推动，他一下就能长成一个故事。
王小峰：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桑格格。当时我给你看的那一版的书稿，有很多地方我不满意，但是东西是自己写的，自己看不出来问题在哪儿，后来格格跟我通了一个电话，指出了很多很多问题，实际上那时候我特别需要一个人来点一下，你可能已经走到窗户那儿了，但是窗户纸挡着你，你就是捅不破。
桑格格：我觉得主要的你已经完成了，作为我给你的建议，你要写这个人物，你的思想要通过这个人物传达出来，首先这个人物要真实，要立住，这个人物的刻画你要再用心一样，大样出来了，就是再打磨。
王小峰：对于一个没有文学写作经验的人来说，那个时候你说的话确实是非常起作用。
桑格格：我走上写作这条道路可是你领上来的。
王小峰：这种东西就是旁观者清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当局者，写完之后，我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我不知道该从哪些地方去改，或者说怎么改。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但是反馈回来的问题都在我意料之内。我跟格格通电话的时候，她一边说，我一边拿笔记，哪些点需要去注意的。
桑格格：所以在写作者写作的过程当中，我把这个叫“第一读者”，你首先要非常信任他，你们互相又很了解，你同时对他写的这个东西，或者文学创作，也要有一些你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他能给我看，我知道第一时间要干的是什么，是要鼓励，是要把这里面好的东西全部拎出来，进行坚决的鼓励。第二，你再细心的说，这个可能这样会更好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写完，就像刚刚生完一个孩子一样，产妇是非常虚弱的，要拼命的给她补营养，再告诉她这个孩子特别好，但是怎么样会更好。
东东枪：告诉你这个孩子没有那么丑。
桑格格：很好，特别好的一个小孩。
东东枪：我刚才说了第一个让我惊讶的，竟然是一个农村题材的书。因为拿到这本书之前，我只知道名字，不知道更多的介绍。刚才开始之前，我们还在聊，我以前真的不知道你有在农村的经历。
桑格格：农村的题材只是一个表象，为什么要写农村题材，包括我看它的后记，因为是他的乡愁，他要写一个东西，从他最柔软，最熟悉的地方出发，才能站得特别稳，才能心里有底，所以他就选择了他小时候的乡村，他说的事是农村的事吗？不是，是非常大的事。
东东枪：我就是觉得乡愁，温柔，这些词跟王小峰老师不太搭。
桑格格：是，这个人有温柔，这是很奇怪的。
东东枪：我特别想知道，你小时候真的在农村长大吗？大概到多大，农村背景我真的一点不知道。第二，我经常会忘了你是一个东北人，但是这个小说里有大量的东北话，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意思的，为什么要拾起农村的回忆来？为什么要用东北话？
王小峰：我在农村待了14年，上初一的时候才到北京生活，后来你们认识的我都是在北京生活的我，不是过去的我。我到了北京之后，很快就变成了城里人，从某种角度上讲，我挺感谢我爸爸的，他一直在北京工作，跟我妈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他知道那时候我上初中了，如果还在东北待着的话，可能对以后学习，考大学有影响，所以在我14岁左右，把我们全家移民到北京了。14岁对很多人来说，正处于世界观慢慢形成的过程。恰恰是在世界观在形成和定型的过程当中，我到了北京，我很快的就接受了现代的城市生活，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比较原始的生活状态跨入文明现代社会。所以，当我毕业工作这么多年之后，觉得身上还有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人的东西。
桑格格：不是还有，你还是那样，我对你的印象，还是挺固执的，纯粹的，乡下人的纯粹和固执，特别强烈。
王小峰：我觉得是哪里人不重要，关键是你成长过程当中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开放式的，而不应该是封闭式的，可能恰恰是因为我有这样的意识，当我听到那个朋友讲这个村支书故事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让我一下子就突然想到了我见过的很多人，或者说你在网上看到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其实跟那个村长很像。
桑格格：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城里人，或者是乡下人，好像说的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判断里面，这个人接不接地气，他懂不懂真正生活中的原形，人或事，而不是城市生活里面，都是在人际关系里打转，这一点是我见到他，对他认识当中最深的一点，这个人始终让我觉得他有一个和土地，或者和人最本质的东西有一个最强悍的联系。比如说我和他，平时除了聊各自的生活，他种花草特别行，他有一些特别乡下人或者老干部的生活习性，这一点可能大家是不知道的。大家看到最多的是他很爱骂人，嘴挺刻薄的。
东东枪：这一点挺老干部的。
桑格格：他内在的王小峰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他是我朋友当中这么多年不会变的一个，不会随着现在的潮流去改变的人，他一直都在那儿，又爱生气，又爱钻牛角尖，又爱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从来不改变，这一点我作为一个朋友，特别安心。
东东枪：要是这么说的话，好像跟我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好像那个状态也是没什么变化，表情，状态，在做的事，好像都没有太多的变化。
王小峰：我在反省我自己，其实这样的人在今天挺不适合生存的。
桑格格：没事，有口吃的就可以了，也不用挺贵。这一点我跟王小峰挺像的，我的写作里面有大量乡村的人，不是我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而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太快，太纷杂，我想找一个有根，跟可以扎到土里有关系的世界发生一些联系，我是非常理解为什么他要从这种题材开始写作。
王小峰：我在写到一多半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种东西，在我身上不存在的问题，只是我去看周围这种环境，以前看跟我后来写小说时候看的是不一样的。我一直觉得我身上有很多中国农民该具备的一些东西，同时，我又去很强烈的否定这些东西。但是在我身上体现的并不矛盾，就是你把好的，中国人身上比较好的东西留下来，不好的东西要提防着，不要那样去做。因为我离开东北之后，回老家的时间和次数不是特别多，可能几年回去一次，每次回去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你感觉你的视野在一点点开阔，发现村子里还是那个样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这个时候就会提醒到我，你不能像他们那样，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可能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村子，你认为你这个大村子里面的东西了解的够了，你就觉得是开放的，我觉得那不是。因为人的视野是可以无限的拓宽的，所以写的时候，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农村只是因为我熟悉那个背景，我觉得写起来它更得心应手一些。如果这个故事放在一个写字楼里面，放在一个办公室里，或者放在一个政府机关里面，写起来也是成立的。
桑格格：你放在一个大型的公司，那个公司内部有封闭的电视什么的，其实也成立，但是这部小说里有没有哪一个人物，你觉得是你自己的化身在里面？
王小峰：应该是没有的。我试图想写一个跟我自己经历有关的故事。但是我发现，我写不好，是因为我过去的经历是平淡无奇的，不像东东枪的老板罗永浩同学，人生这么跌宕起伏，充满着各种戏剧色彩。我过去经历的都很平常，即使我在北京生活、感受到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具体到我身上，没有那种一说出来特别精彩的故事。
桑格格：没有，恋爱挺精彩的。
王小峰：那种精彩，比起现在很多人的恋爱根本算不上什么。
东东枪：写成一个帖子都火不了的那种。
王小峰：没错。具体到这本书，如果说这里面有我的影子的话，就是那个郭翔，里面只有一段，他放寒假回村，村里所有人都躲着他，不敢跟他接近，我1983年放暑假回老家探亲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我至今一直很惦记老家，当年我是不想到北京生活的，之前我跟我妈到北京探亲过，1975年来过一次，1978年来过一次，对北京的生活我并不陌生，但是我知道北京不是我喜欢的地方，因为它没有山，没有河，没有庄稼，没有鸟，没有猫，没有狗，没有猪，没有羊，什么都没有。我习惯了那样的环境，所以我到了北京之后，心里面会有一种抵触，那时候非常非常想家。我记得上地理课，老师正好在讲东北三省，黑板上挂着东三省地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一回头看见我的眼泪稀里哗啦往下掉，老师吓一跳，说王小峰你怎么了，我哭着说，老师我想家了，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下课问我，我说因为你在讲东北，讲吉林省，我看到那个地图，就忍不住哭了。
桑格格：你小时候知道你的家乡长成那个样子吗？
王小峰：我在上初中之前，已经对中国的地图了如指掌了。当时我还知道坦桑尼亚的首都是达累斯萨拉姆，但跟地理没关系，是因为家里的墙上都糊报纸，我躺在炕上，棚顶上是《参考消息》，上面老提到“达累斯萨拉姆”这个名字。
桑格格：那时候一个山村的少年已经胸怀天下了。
王小峰：因为思乡，回到老家以后，我特别渴望跟同学交流，这些人可能是从记事开始就在一块儿玩的孩子。我在村里走，发现这些同学大老远见到我，我站在河这边，他站河那边，他就是不过来，他手里拿着鞭子，可能是在放羊或者放猪，他冲着我笑，我喊他名字，他笑，笑完转身就走了。我当时感觉特别不好，我见到他们觉得特别亲切，为什么他们不搭理我，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可能他觉得你有出息了，而我还在放猪。
桑格格：那时候你们是两个世界，他从来没有改变，你出去了。
王小峰：我写郭翔第一次放假回家，觉得必须得让大家对他有一种拒绝。其他更多的是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些人的经历，包括前面写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是嫁出去就死的那个故事，当时我们村有一个姑娘，嫁的特别远，嫁到贵州，我对贵州没有概念。看着她爹的表情，知道他不开心，后来传，这个姑娘嫁出去就死了，怎么死的不知道。第二个是想非礼村子里姑娘的那个故事，那个人是我们家一个远房的亲戚，从小没爹没妈，吃着百家饭长大的，18岁那年想非礼我们村一个姑娘，结果被姑娘的爹发现，给捆在杨树上，想拿镐劈死。第三个是我个人的经历，有一回我们村里四个同学去镇上，在铁道桥上走，那桥特别窄，两边没有护栏。要是有火车过来，根本没法躲。结果在桥上没走多远，火车来了，司机看到桥上有人，刹下来了，这样我们四条命保住了。
东东枪：我看您的书的后记里特别说了重新找回东北话能力这件事，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有些地儿，你特别用力的把东北话恢复出来。
桑格格：而且还特别在下面有一个批注。
东东枪：我记得最清的是“搞破鞋”，解释是说，已婚女性与别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好像还挺准的，我原来没想到，“搞破鞋”必须是已婚女性才行，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就是这些词为什么写得这么土？
王小峰：其实我在东北方言的使用上是非常慎重的，如果按照东北人平常说话的习惯，拿到出版社，出版社会认为这都是病句，都是罗嗦。可能不是东北人都不太了解，东北话是一种特别没文化的语言，它是社会最底层的语言，从山东、河北社会最底层过去的人形成的一种语言。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东北话都是带着一些幽默、喜剧色彩的，因为都是喜剧演员说的。真正的东北话是非常非常土，不是东北人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觉得是，第一，刚闯关东过去的东北人，地广人稀，特别特别渴望跟人交流，见到一个人话就特别多。第二，这些人没什么文化，交流的时候词汇是非常贫乏，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带出一些虚词，这些虚词可能用得时间长了，就变成了实词。所以，你看他很多的虚词发音，都是有点像感叹词一样的。所以，我在写的时候，第一，我不能原封不动的把东北话搬上来，第二，不能用得太频，第三，它土的那一面必须把它写出来。比如说这个事是“因为什么才这样的？”东北人不说“因为”，都说“庸乎”。包括里面谁的土话多一点，谁土话少一点，我在写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考虑。注解主要是考虑到一些非东北地区的读者。比如我们管狼叫“张三儿”，这个必须注解，不然很多人看不明白。我当年看《白鹿原》，就是因为有些西北方言不懂，看一半就放弃了。
桑格格：你看我的《小时候》有障碍吗？
王小峰：也有障碍，但是还好，四川话还是可以猜出来的，西北话有些东西我猜不出来。
桑格格：像你刚刚说的那些可能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土话你联系上下文，你能猜出那个词，而且那个词，像你刚才说没文化，我可不答应，我觉得东北话也好，别的方言也好，里面有一个非常准确和鲜活的东西，是任何词所替代不了的。
王小峰：这种鲜活，就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一些词。比如说四川话老是用一些叠词来加强情感、情绪和语言色彩，东北话似乎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外馆斜街的一家小卖部买烟，卖烟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东北妇女，她在打电话骂人，我就在旁边一直听，她骂了大概有将近一分多钟，这里面实词基本上没有几个，全是虚词，虚词为什么那么多呢？因为骂人的那些实词词汇其实是很少的，她要用很多虚词过渡，过渡的过程中她脑子里要想下一个实词用什么，但是中间是不能断的，这样才有气势。我想起来有一年我回老家探亲，夏天，我们村里面有一个妇女，她们家开了一个小卖店，上午村里要停电，没有通知她，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她冰箱里面所有的冰棍全化了，她就开始骂，她骂谁呢？骂我们村的村长，她正好住在我们家前院，我下午坐在院子里摘菜，一点不夸张，两个小时，她骂得不带重样的。后来村长路过她们家门口的时候，跟她掰扯几句，一下又把她的情绪激起来了，本来你觉得她骂得差不多了，两个小时了，应该停下来了，结果一直骂到吃晚饭，还是不重样。我觉得东北文化里面，土话的变化方式，只有在那儿生活，才能知道它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要是在小说里这么写的话，大家就真的没法看了。村长让王凤起去县城学电工，他妈妈不让他去，他妈站在门口骂村长的那一段，就是我那年探亲的经历。
桑格格：如果能够把那些华彩都加进去，更让人期待。
王小峰：那审查可能通不过，东北的脏话极其脏，我在这里面用到的一些脏话，还都是程度最轻的，而且基本上大家也都差不多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夏天看人穿T恤衫，胸口写着三个字：滚犊子。这个已经不是脏话了，这是表明自己态度的，真正的脏话，我听着都受不了。
桑格格：其实这些是我们和故乡，原来的生活特别深的根，你说的程度越深，你越能理解他，其实你跟他的关系越深，你后来想象不到，他其实在你后来的生活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东东枪：我其实还有一个感觉，从很多年前一直看王小峰老师的博客，你在我脑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一直是冷嘲的形象，我脑海中的王小峰长着一张永远在冷嘲的脸，反倒在这部小说里，我没有看到这种冷嘲的地方，甚至整部小说里基本上没有几个您惯常常用的包袱，只看到整个小说的最后一句，我说，还是在最后要有一点，这又是为什么呢？写着会很累吧？
王小峰：其实真正累的是我用东北话表述这部分，因为东北话我忘了，我小说里面要感谢两个人，就是当初把我的小说从普通话翻译成东北话的两个人。我觉得小说写作跟博客写作不一样，它要讲故事，要绘声绘色，活灵活现，跟博客写作是两个语言系统。当年写博客，确实有很多想去表达的东西，我那时候最擅长的就是冷嘲热讽。我发现互联网语言是带有传染性和同质化的趋势，你用的一个词，大家都觉得好，一用，就变成了网络语言了。当你用一种大家熟悉的语言去表述的时候，首先，语言的力量就没有了。第二，我发现，当年我冷嘲热讽写东西的时候，别人没有这么用，现在大家都这么用了，我就提醒自己，坚决不要用这样的语言去写东西了，哪怕把你自己逼到都不会说话了，也不能使用别人的语言表述方式，我觉得那是写作者对自己的侮辱。
当我去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如果用一种正面的讽刺的方式去写，它已经没有力量了，因为现在满世界都是各种讽刺。我就是把平常的事，夸张成一个更平常的事，效果就出来了。这个反而比你去讽刺，直面给他一拳的力量要更强烈一些，我以前没有去这么尝试过，对于我来说，能让语言上更有意思一些。所以我用一种貌似跟我以前写作方式完全不一样的语言，写的时候也挺费劲，写完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出不来，我再写常规文字的时候，发现写不成句了。
桑格格：你是指什么样的？
王小峰：小说写完之后，我们头儿让我去写一个采访，人也采访完了，整理文字的时候，我发现老找不着感觉，一写就是东北话。常看我博客的人大概知道，那段时间我编了很多谁谁谁出唱片的文章，我是想通过这样的文字把我再拐回来，我最擅长写乐评，就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语言系统转换回来。
桑格格：说明他入戏很深，写作状态特别端正，真的进去了。而且我的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他在写作里面，把自我几乎是放空的，看不到这个写作者跳出来为自己说什么话。二是语言风格上很朴实，很平实，几乎是没有什么技巧上的东西，越是写传奇，越要这样写。我觉得他以前写的，比如说那些嘲讽的文字，他从心里不是很看得起这件事情，所以他在玩弄它，但是写小说这件事情他真的很严肃，很认真，所以他这样对待，是这样吗？
王小峰：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网上写那些无足轻重的文字的时候，写之前它的分量已经设定好了，一斤重还是五斤重，还是十斤重，比如说我在网上写就是半斤重的，给《三联》写可能是两斤重的，我写小说，重得压得我快喘不上气来了，就是这样的，在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写这个小说两三个月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我没有跟外界任何人有交流，那段时间写得自己特别难受。正好是最难写的一段写完了，要喘口气，我开始给朋友打电话，要出来吃饭，我发现吃饭的时候话特别多，觉得自己都有点不正常了。
桑格格：这个朋友经常是我，但是他怎么说我都听着，和他的交流，有时候其实不是真的交流，有时候我会看他的状态，他经常自我表达，一直表达下去，他其实是不会交流，他不是随时能够捕捉别人感受的人。这一点小峰是比较自我，也是很真诚，而且不去扮演的人。所以朋友，有时候是多请吃两顿饭。
东东枪：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像你刚才说的分量不一样，我猜，是不是跟你脑子里设定的读者有关系？
桑格格：刚才他说的《三联》多少斤，谁谁谁多少斤，这种状态像什么呢？像以前我们打架之前说，我百十多斤就交出去了，他这个状态就是交出去的状态，完全忘记了，有多少就往前顶多少。这种书，如果你关注写作者，一定要关注他这个状态下写出来的东西，真是足月足两。
东东枪：我觉得网上写的那些东西，是不是你真把那些读者都想象成是一群黑猩猩了，那些是给黑猩猩看的，就是逗他们笑一下就完了。
桑格格：还有一个，你觉得没有足月足两的，反而大家关注的更多，呕心沥血写的，反而没有那么关注，你会怎么对待这种情况？
王小峰：都不是你们说的。从我开始习惯写博客的时候，我特别清楚，我觉得我自己文字的底子不是很好，我以前一直想学理科，因为一个误会，最后我学了文科。在写作这一块儿，我很清楚自己的底子有多厚。我一直在拿博客练笔，包括写周围的熟人朋友，我觉得那是最基本的文学描述，这种描述其实对我后来写小说，刻画一些人物性格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小说写完之后，我给一个实习生看，她说：“王老师，这些人出场的时候都特别模糊。”我说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集中在一起，把所有人物出场时的形象描述写出来。我在修改的过程中，脑子里想到的都是陈晓卿、罗永浩、老六、王小山……这些人。
桑格格：对，我发现了，你挤兑朋友的时候特别有激情。
王小峰：我这个人又特别喜欢否定自己，当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该把这些东西抛弃掉了，不应该再去这么写了，我就非常毅然决然的抛弃掉原来写作的方式——那种思路，或者说那种写作状态。其实它跟我面对什么样的读者关系不大，写作终究要狠狠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才行。
（一）
前些日子，《三联生活周刊》出800期，主编让我写一篇回顾文章，结果第一稿被他给打回来了，说写得不好。我也觉得写得不好。他说让我回顾写采访的经历和故事，不是写评论。其实我知道该写什么，只是在我写的时候，发现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些细枝末节了。把当年采访的文章拿出来看，试图从文字中找回我的记忆，结果好像是哪个环节断了，还是想不起来。我很清楚，这是选择性遗忘而已，把那些我不喜欢、没兴趣的经历忘掉。善于遗忘的人会比记忆力好的人快乐，我始终相信这句话。
十年前，我的人生经历了一些波动，生活变得有些迷茫。我记得，非典时期，我在周刊经历了第一次瓶颈期，非典打乱了那一年的生活节奏，非典结束后，我的节奏始终找不回来，连续几个月没有写出一篇稿子，一直到9月份，才慢慢恢复状态，写了一个周杰伦的封面故事。这期间，主编找我谈过三次话，每次都用非常严厉的口吻对我说：“如果下周你还是交不出稿子就走人吧。”但我始终找不到感觉。我估计后来主编也对我失去了耐心，他也许正在找合适的借口开掉我。幸运的是，在他还没找到借口前，我恢复了状态。
那次经历开始让我想一个问题：我真的会当一辈子记者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帮朋友吃饭（我不在场），人们在饭桌上聊我，饭后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那次饭局关于我的事情，歌词大意是：当年一起玩的朋友差不多都事业有成，只有我还在做一个小记者，是因为我的个性阻碍了我走向更进一步成功。朋友说：“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他们不了解你。”撂下电话，我在想他们说的成功，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词跟我有什么直接联系。我想得更多的是怎么让自己开心。
一个人每天睁开眼睛想他欠这个世界什么，决定了他的快乐程度，欠得越多越不快乐。我每天睁开眼睛，想我欠这个世界什么，可能是主编一篇稿子，或者半年的房租，或者一个人情，再想不出太多严重的债了。如果我是个老板，我可能欠员工的薪水、国家的税、该执行的合同、该完成的各种工作、甚至法院的官司、官员的贿赂……还有一种危机感，比如公司在竞争中的命运、玩潜规则带来的隐患……我想，当老板会整天一脑门子官司，肯定比我欠主编一篇稿子压力大。这么一想，我开心多了。
大部分人活着是为了证明自己。30岁以前，我这么想过，但是发现这个逻辑很操蛋——因为你永远证明不完。30之后我不再想去证明什么，而是通过做点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充实一些，如果做的过程中还能给自己带来点乐趣那更好，这跟我在上学时感兴趣做一些事情不管结果和回报的习惯是一致的。我在大学毕业之后第二年有过一次面对死亡的经历，这让我过早地去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大致想明白了一点——人一生当中该得到的东西在生下来的时候就分配好了，只是你如何拿到这些，什么时间拿到这些的问题而已。这种想法似乎很宿命，但是会让我变得平静坦然，不去争不属于我的东西，老天从不偏袒任何人，你什么都带不走。既然如此，那就简单地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二）
十年前，我突然很冲动想写一个小说，但始终没有动笔写，直到2009年才把它写出来。我过去曾有过两次写小说的冲动，第一次是上高中，写了一个八千字的小说投给了成都一本文学杂志，没想到一个月后收到了编辑的退稿信，虽然只写了一页半，但这封信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知道小说不是那么好写的。直到2001年，我辞职在家，有大概三个月无所事事，为了打发时间，我尝试去写一个小说。这次比较认真，提纲列得很清楚，计划写20万字，但是写到四五万字的时候，我去三联上班了，小说扔在那里再没碰过，两年之后再拿出来看，发现写得狗屁不是，就再没想过去把它写完。
2004年，我看到一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启发了我，我有点按捺不住冲动想去写小说，但这次我没有急于动手，而是把这个故事反复琢磨了好几年。我知道，自己还不是那块料。因为我一直觉得没什么写作经验。小说是一种比较丰满的写作，需要了解生活，还要明白生活。尤其是明白生活之后，才能把自己从生活中摘出来，去观察分析，小说就是用故事来解读观察分析的结果。我觉得自己还有些浑浑噩噩，没有看清生活。
这也许证明了我后来为什么爱写博客了。我记得第一个因为博客采访我的记者问过我一个问题：“你整天写博客，是不是为了炒作自己？”我立刻顺着她的竿子往上爬，大谈炒作成名挣大钱不要脸，我以为记者能听出来我在胡说，没想到她根本没听出来，还兴奋地循循诱供。开始我觉得拿一个人找乐子挺好玩，后来觉得在一个毫无判断的人身上恶作剧非常残忍，在她的价值观逻辑里，我那些胡话都是正确的。我实在有点同情她。第二天我不得不又打电话跟她解释了一遍，告诉她我不想欺骗她。她电话那头半信半疑的样子让我很绝望。
再后来，采访我的媒体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写博客那么勤快？我老老实实、发自肺腑、认认真真地回答：第一我想写；第二我觉得自己还不太会写，用写博客练练手。结果我每次都能从对方的表情和语气中看（听）得出，他们根本不信，反而觉得我不太诚实。我也能理解，他们已经默认我是一个有很强写作能力的人，认为我在回避什么，或是有些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用比较恶俗的判断就是——你这么热衷写博客，一定有功利之心，或者想成为一个意见领袖，进而通过这个名声变现。
妈逼的！我又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导！
（三）
的确，在我博客最火的时候，它真给我带来很多变现的机会，我觉得那次我缺席的饭局上那些哥们儿们对我的评判很有道理，我的个性阻碍了我像他们那样成功。我发现，在当今这个社会，你变现有时候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除了自身的正面努力，还要交出自己的底线，可惜我是个底线感很强的人，诱惑越多越警觉。底线只有一条，一旦越过，前面就没阻拦了。
而且我当时的兴趣只是停留在写上，对写字会给我带来什么我没意识，顶多是自得其乐。好多年前，我曾在《人民日报》上写摇滚专栏，编辑跟我开玩笑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你立档案了，凡是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三次的人他们都立档案。”虽然是玩笑，但我明白一个道理，媒体会放大一个人，会容易被关注到，出名也很容易。这反而让我觉得写字容易被人关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儿。尤其是后来做了记者，更清楚信息传播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影响。现在，出名比出门还容易，人们追逐出名是为了改变自己，并且能给自己带来更多东西。这本身没什么错，但是在出名过程中人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以我的观察，人和名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人，后者不像人。
如果我写博客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那我现在可以坦白，信不信无所谓：我希望能通过写博客去练练手，同时让自己思考一些东西，政治的、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可能很多人不明白，干嘛要去这样思考呢？这不是很装逼吗。没办法，这就是境界的差别啊！
除了通过写博客思考一些事情之外，还有就是希望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以免将来忘记。你看本文开头，当年采访过的事情都快忘了，看来写在博客上的事情将来可能也想不起来，要是不写下来，可能真的什么都记不住了。
（四）
在我写博客之初，我并没有想到那些无聊的文字会受到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浏览开始让我有种被偷窥的感觉。我有段时间对这种关注感到极度不适应——因为我习惯了在纸媒体时代单方面提供信息的方式，它不会让你迅速意识到你写的文字在读者中的反应是什么样子，这对写作来说是件好事，会把注意力放在文字本身。但是网络时代的特点是你不管写什么，都会迅速有反应，这种反应有时候是好的，会对你有帮助的，让你能开阔思路，甚至纠正一些错误。不好的就是这些留言和评论会干扰到你，好像有一帮人就坐在你对面指指点点，有时候会潜移默化影响到你写作思路和态度，写东西好像都在针对对面坐着的人。如果有人自信心差，或者善于媚颜，几天就会被那些留言的口水绑架。我为什么写作？当然是为自己。但是，不管你把网上的读者当成朋友还是陌生人或是讨厌的人，这种零距离互动都会影响到写作。从一开始我非常抵触这种互动。但是这种逻辑就像悖论一样——我说：我写什么是我的事儿；他说：你公开了我怎么评论是我的事儿。中国民众掌握初级话语权后的思维方式都这样——我总算有机会去留口水了，而不明白评论是一种门槛很高的技能。当人们尚未受过评论这门技能训练直接进入到评论界成为一种食腐动物后，就是你今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个样子。
几年后我才慢慢适应，适应的方式其实是换了一个角度来面对这种互动，这样会避免到对我的干扰，那就是，把留言评论当作是一种社会调查问卷的回答——因为一篇文章会引来各种反应，并且千奇百怪，容易让你看出他的真实状态和对某些事情的态度，实际上通过这些人留下的信息可以判断当下中国是个什么状态。
现在不是流行大数据吗，大数据都是为商业服务，如果有一天大数据能像我这样去把它当作一个社会、人性的分析，可能利用价值会大大提高。
如果说这种几乎没有距离和时间差的互动让我改变了什么，那就是我的思考方式。原来，我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姿态指指点点，但后来我明白了，都是人性使然——有什么德行的人，就有什么德行的现实。没事翻翻古书，看看西方历史，纵横对比，发现人性这东西太奇妙了，它决定了世间一切。当然这没什么新鲜的，鲁迅等人早在几十年前就这样干过，但是世界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剖析而有任何改变——都是振聋发聩的耳旁风。五四运动其实是在普及常识，现在整个社会依然没有常识，并且越来越没有常识。我原来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常识意识，后来发现，是历朝历代积累下来的价值观体系里就没有常识的位置。
后来遇到一些人，聊起我的博客，都会说，你现在怎么不写了，是不是喝过茶了？我懒得解释，因为一旦你看透了一些东西，会有一些无力感，也就真没任何兴趣了。从2011年之后，我开始转向对人性的思考——这是正根儿。有时候我真想有科学家那样的能力，发现人性的基因密码，通过改变这些基因链来改变贵国人这样的劣质物种。
中国人看中国人，都能一眼看穿人性，问题在于，由于自身具备了大量与对方相一致的人性东西——不管是好还是坏，所以在瞬间会忽略这些，进而容忍这些——除非他的利益受到侵犯和伤害才会有反应；还有就是在对比道德感高低时，当位置对自己有利时，为了表明自己的高级，才会出来证明一下自己。除此之外皆耳聋眼瞎。我不知道这些习惯是怎么养成的，但是知道两千多年的灿烂文化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中国人从来不习惯反省自己，都是去帮别人反省。我想这和中国古代道德成熟过早且很快和利益联系在一起有关，并且被统治阶层利用得游刃有余。中国人反省自己就跟揪着自己头发想把自己拎起来一样——方式就是错的，头皮一疼就松开手了。
所以，这些年我的兴趣集中在研究国民性问题，对于当下发生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件，如果你能看出来它和传统一脉相承，就再也没兴趣关心了，因为问题都出自一个根源。历史在重复、错误在重复、警示在重复……
（五）
这十年，我一直在否定自己，有很多顿悟和发现，这让我觉得生活并不无聊。这几年，我开始与我的过去生活状态和环境渐行渐远，我不爱参加社交活动，各种饭局基本都举免站牌。不知为什么，随着年纪的增长，反而对社交越来越恐惧，有时候聚在一起，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当初的一些朋友都成了名人，我开始有意回避，我对名人的态度就是尽量和这个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管他是谁，相忘于江湖总比相望于饭桌来得舒服。有时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去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反而很快乐。甚至我开始有意识跟社会前进的步伐脱节，这样能让自己冷静一些，尽量不去知道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以及最新流行的产品或名词。进而，开始否定自己过去的写作，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以前写博客，心知肚明自己是在扯淡，后来我非常厌恶自己写的这些，有一回看到网上有人转载我的文字，看到一半心里大怒：哪个傻逼写的？看到最后发现是转自不许联想博客。
我不是想让自己变得深刻，而是希望自己的态度端正一些。当所有人都在网络上写一些所谓幽默搞笑耍贫嘴的文字时，我必须抛弃这类文字。这样一来，发现自己又到了一个瓶颈期，发现否定了自己之后，不会写字了。
当年写《沿着瞭望塔》的时候，小说写完马上能进入到其他写作状态，但是这次《山上有神》写完，竟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写字的感觉了。开始以为是用东北方言写作，写完后要有一个从中走出来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不是，是自己否定厌恶了太多过去的东西，很多东西被我破坏了，在重建期不会写字了。明白这一点后我很高兴。
抛弃自己，就意味可能抛弃读者。在互动关系非常紧密的今天，对很多人来说追随你的读者就像一个瘾君子被你的毒品勾引得如影随形，这些人是写作者温暖的港湾，会给你带来自信、得意、虚荣……甚至是你的摇钱树。这绝对让人难以割舍。我从一开始就不“尊重”读者，是因为我不喜欢这种粉丝关系，这种貌似亲密关系有可能转换成绑架。我现在看到太多写手写作具有针对性了，一旦这种关系成立，实际上写作很容易演变成做作和不诚实，变成针对粉丝的欺骗。刚开始，这种欺骗你还有意识，到后来角色可能因为自己不断滋生的幻觉而悄悄互换，最后被绑架。只是，当这种利益关系确定后，你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说琼瑶和罗琳都是针对某一类读者群写作，不是也很好吗。但是他们永远是单向琢磨读者，诱发想象。一旦互动起来，大概写不出好玩意儿来。你看看现在以粉丝为销售对象的流行文学、电影，大概就明白了。这和纸媒体时代的粉丝文化有着本质区别。
（六）
这十年，虽然有很多变化，甚至一些变化天翻地覆，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来说，感受最深刻的是：话语在失去力量。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话语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失去了应有的力量？表面上看是信息越来越多，更新越来越快，但人们的理解和记忆是有限的，所以话语存在的时间越来越短，在话语还没有释放力量的时候，它就被刷新。这有点像养猪，过去养猪，要养上一年，猪肉里才会形成一种成分，这个成分决定了猪肉的口感，吃起来才香。现在养猪都是短平快，还没等猪肉里的香味酝酿成熟，就宰了。
但从更深一个层面上分析，可以说当中国人普遍拥有最基本最低级的表达权之后，他们既是最多的话语制造者，也是话语最多的接受者。话语在过去有力量，是因为它的制造者、传播者和接受者都是具有一定理解能力的群体，所谓精英群体。当他们把话语的力量理解后，能再次释放出能量，所以话语有力量。
今天的话语在传播中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制造话语传播话语，可是在传播中被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消解，消解过程就是让话语失去力量的过程。比如一个严肃的话题，被下一个人传播时，他通过自己的理解，变成另一种口味的东西，原来的味道不见了——所谓跑题。比如，警察抓到了一个杀了十条人命的嫌疑犯，把嫌犯照片贴出来后，结果发现，这个嫌犯和乔治·克鲁尼一样帅。接下来，在传播过程中，一些花痴加入进来，把重点放到了这个杀人犯的模样上，大赞其帅，而弱化了他的残忍，进而被消解成一种娱乐与消遣。我想，话语在传播中所受到的待遇和嫌犯的待遇是一样的。
类似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我们不能责怪新技术带来的新消费方式，包括对信息的消费。它只是中国人在普遍拥有话语权之后暴露出一个普遍问题——没有常识。没有常识还要去做判断，就是有权（利）无能（力）。这就是在有常识的人看来，总有一种力量会让我们泪流满面；在没有常识的人看来，所有的东西都会让他泪流满面或者让他无动于衷，话语失去了层次感，失去了对比，变成一种仪式或姿势。而且消解话语往往是以反智方式传播，反智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愚蠢，反而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反智自信立刻爆表。
这个国家历史上是这样的，过去识文断字的人占5%，这些人为后人写下了历史；现在所有的人都识文断字，但是95%的人是识字的文盲，还是由5%的人写下历史。问题是，在信息制造和传播层面，这95%的人以劣币逐良币的方式书写没有常识的历史，并引以为荣。当他们不断拉低整个社会的智商后，话语注定失去力量。话语本来是通过其力量启智或是唤醒麻木的灵魂，但是今天它失去了这个功能。当话语失去力量，它只能沦落成一种文字游戏，博人一笑，如同妓女遇见嫖客。
（七）
有了微博这类更快速的社交媒体，人们放弃了博客，让当年写博客的人远离了公众关注的视线。对我而言，这可以让我心里更平静一些，从张牙舞爪的状态中走出来。作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虽然对信息传播原理一知半解，但是解释我自己的处境已足够，那就是：人总是在被传播中放大扭曲，庆幸的是，我被放大时还能保持清醒，时刻知道自己的原形是啥样——那是别人给你虚构的剧本，它可以很逼真，很精彩，但终究是剧本。人这一辈子没什么永恒，只有一种常态——它既不痛苦也不快乐。而痛苦和快乐只是这种常态中偶尔蹦出来的点缀而已，随时会成为过往云烟。
我庆幸自己像猫一样警觉，甚至有意识与当下的价值观对立起来。曾经和一个半成功人士聊天，出现价值观冲突，半成功人士不解——你这样不累吗？我问：你操逼吗？答：操啊。又问：那么累的事儿你干嘛还干呢？答：舒服啊。我说：欧耶！
说到这里如果你感到有些沮丧，请别当真，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是你，我是我。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相似的人生轨迹。但是人们常常会把对世界的认知和对自己的认知混淆起来，反倒给自己平添不少烦恼。
（八）前段时间，我在博客上问，有谁看我博客看了十年八年，有很多人回信，给我讲了很多这些年的经历和故事。从这些回信中我能感受到，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有人当初还是个青涩女子，现在已沦落为孩子的妈，多好呀；有人当初还是个光棍，后来有了老婆，就不看我博客了，结果又成了光棍，后来只好继续看我博客，结果又有了老婆，一阵儿沧海一阵儿桑田，多好呀；有人刚看我博客的时候还在念书，现在已经换了好几个国家，多好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成长吧。博客也确实给我带来一些美好，这是我生命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会记住这些。我记得，当年媒体采访我，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博客是否改变了你的生活？”我说没有。这是句实话，因为当时我察觉不出来有什么变化，而且即使有改变，也不是天上地下那种改变，而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积累过程我还没那么敏感能察觉出来，顶多是当时觉得写博客是件事儿而已。
现在，我知道，它确实改变了我，让我对自己写字这件事儿上有了很大的自信；让我因为跟读者有太近的距离而让我有种远离意识，人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这十年也改变了我对中国现实的看法，十年来似乎看到了另一个关于人性的大数据。我该怎么感谢你们呢？
（九）
这十年中国的大环境改变巨大，但在我看来，只是历史的增强版而已。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在2006年就开始思考传统媒体完蛋的事情，我以前还觉得是数字化出现才把传统媒体逼向绝境，实际上也不是，它不过是“数字化让焚书坑儒”而已，而且做起来更便捷迅速，连坑都不用刨。
当年做记者，还心存理想，希望以一己之力去改变一些什么。但残酷的现实无法给这种理想任何空间，除了去改变自己，没有任何可以撼动的东西。实际上，如果每个人都去改变自己，这个世界照样也会改变。
几年前，我就对自己的职业失去了热情和兴趣，甚至对自媒体也没有任何兴趣。通常是，当你看透了一些东西，就知道某些改变仅仅是形式，无所谓新旧媒体，它提供的内容的方式没有改变，人们的理解能力没有提高，任何高级方式都只是向下、向下做兼容，不会改变实质。从这一点来讲，在竹简上写书看书跟在键盘上写字的区别也只是工具、效率和成本的差别，它不能改变人的头脑。同时，商业的成熟让每一次技术改变都变成狂欢。我仿佛看到了李白手持iPhone6对着庐山瀑布拍下了一张照片，忙不迭地把它上传到社交媒体上。但他忘记了把这风景写成一首诗……所谓改变，仅此而已。
写到这里，是不是让你感到有些绝望？因为这篇文字基本在释放你们所说的负能量。如果真有这种感觉，那你一定没听说过罗曼·罗兰那句被引用过千万次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生活。”
零零碎碎回顾过去一些事情，其实也很无聊。以“十年”为题，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借口，总结一下自己而已。
10年前的今天，俺开始写博客。本来想写点什么纪念一下，但是想说的太多，但多是废话，想想还是不写了。一切尽在不言中。感谢黑猩猩们一路陪伴，人生的路上才不寂寞。
带三个表 @ 2014-09-04 2:24:37 分类: 杂谈
这几天忙里偷闲把格非先生的新书《雪隐鹭鸶》看完了。看的时候心里有些惭愧：我竟没完整看过《金瓶梅》。
我上高中时，班上有个同学搞到一套海外版的《金瓶梅》，据同学说，删的比内地版本少。大家争相传阅，等到我想看的时候，书已不知去向。上大学时，在书摊上偶然发现一本杂志里刊登了一部分《金瓶梅》的内容，便买了下来。里面当然没有什么露骨的性描写。大概只有两三个章回，因为公开出版的都是删节版，所以也没兴趣读了。后来有了互联网，有人把原版未删节的内容上传到网上，我下载下来，看了前两章，看不下去了，即使再吸引人的文字，我在电脑上也看不下去。再后来，对看这本书的兴致也没了。
《金瓶梅》这个故事从《水浒传》衍生出来的，从潘金莲毒死武大到武松回来杀嫂这段期间，居然能写出这么一个故事。这有点像王少堂讲苏州评话，他讲“武松杀嫂”这段，武松右手抓住潘金莲的头发，左手举起刀，直奔潘金莲刺去，这一刺，他讲了一个多月，也就是说，武松的刀举了一个多月肩膀都得了肩周炎方才落下（这也是后来武松为什么毫不犹豫砍断胳膊的原因）。那这一个多月武松都干嘛呢？估计脑海里闪现过佐罗、罗宾汉、蜘蛛侠……这故事要是分岔分好了，还能衍生出另一个故事。《金瓶梅》衍生得太好了，几乎盖过了《水浒传》。
因为没看过《金瓶梅》，对评论这本书的文字就格外感兴趣，格非这本《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写得非常好看，我主要是被他文字的溢彩流光和对小说的分析方式所折服，甚至不忍太快把它读完。
作者在序言中说：“如果读者对明代社会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背景没有兴趣，也可以跳过卷一和卷二，直接阅读后半部分的文本解读。”但在我看来，前两部分写得非常好。好在哪儿呢？其实就是转着圈地想告诉读者，当下的中国跟金瓶梅时代一个操性。这很对我胃口，我始终认为，今天的中国跟一两千年前真没啥区别，只是一些物体上的升级——轿子变成轿车，木舟变成轮船，人们的脑子跟过去一样。所以，任何一个古代文本都能在今天现实中找到它的镜像，越往深里挖越一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存哲学从来没有变过。格非曾说：“作为一个作家，生活在当今时代，我不知道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不幸。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有时我们会误以为自己已经走出去很远了，四周的风景已经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可回头一望，会吃惊地发现我们几乎还留在原地，甚至还倒退了不少……于是，我们悲哀地发现，常识还是常识，我们依然未曾触碰。”
格非先生试图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找属于中国文学的体系价值，这本《雪隐鹭鸶》或许是他寻找这个体系价值的一个结果。也许从文学本身来说他找到了。问题是，文学之外的“价值”又让人有些绝望。
《金瓶梅》和明清那些色情小说比，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文学性很强，试想，你现在写一个煤老板或是某个官员和几十个二奶们纵情声色，荒淫无度，不管你写得如何离谱，也写不过《金瓶梅》。
有时候让人感觉无奈的是，两千年前，中国的一批思想家们把天地你我他搞了一个门儿清，之后人们不过是在他们的竹简边缘做些注解而已。注来注去，就铸成了传统，铸成了文化，铸成了生存的理由，成了枪炮都打不碎的真理。它密不透风，其坚固程度优于长城和长城防火墙。
《雪隐鹭鸶》确实好看，但看完之后我也感到阵阵虚无——虚弱无力。似乎我们今天能做的就是拿历史和现实作镜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已。有时候，这种镜像往往就变成了死循环，再有警示作用和现实批判意义，如果它缺少一种开放性思维，还会是那么回事儿。《资治通鉴》编得多好，毛泽东还看了十七遍呢，结果呢？你让人看一百遍《旧制度与大革命》也照样没戏。
“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这句读起来诗情画意的词句，很形象地描绘出人情世态中的险恶，但我觉得它更形象地描绘出今天走向信息社会的中国人——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现代和时髦，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全符合文明社会的标准。但是只要一张嘴，就他妈立刻回到明朝！
我不是一个读过很多书的人，原因是我读书很慢，两百页的书可能要看一周。回想起过去读书的经历，小时候在农村，别说书，连有字的东西都很少见到，直到上初中之后，才有机会读书。当时家里穷，书店里很多书看得见买不起，省下的钱差不多都买复习题了。不过，我家附近的公园里有一个公共阅览室，里面有几十种杂志可以借阅，周末会花上一天时间去阅览室看杂志。上高中后，我经常去景山公园西城区少年宫图书馆，图书馆不大，藏书大都是文史哲一类的通俗读物。我花了两个假期泡在图书馆，闲书杂书看了不少。但跟当时的北京孩子比，可能只是他们阅读量的四分之一。
真正让我有机会大量阅读的是上大学，图书馆里的书可以随便看，杂七杂八看起没完。当时五四大街书店书摊云集，各种合法非法书籍到处都是，尤其是那时候掀起了新一轮启蒙思潮，出版了很多现在根本无法出的书。我把饭票钱省下来，每次去都不会空手回来。
到大学二年级，发现书虽然看了不少，但是越看越糊涂，完全没消化，也消化不了，感觉自己的三观正处于破碎阶段，说通俗一点就是脑子看乱了。记得当时跟同学通信，我在信中探讨一个什么破问题的时候竟然写了16页纸。同学吓得赶紧骑车来找我，问我出什么事儿了（肯定觉得我疯了）。我怀疑了一晚的人生之后，决定不看书了，先前看的那些书（主要是学术思想类书籍）对我来说简直是太高深了，甚至有些书今天看起来都还有些吃力，更何况当初呢。一个饿了三天的人，你突然给他一堆吃的，极容易吃出问题。我那次放弃读书之后，直到十多年后，才正式开始重新读书。中间这十年，我看过的书不超过20本吧。
让我重新对读书产生兴趣的是，长时间不读书，才知道自己究竟缺少哪方面的知识储备，再看起书，就有针对性了，不像以前那么盲目地拿起什么都想看。
那是我去贵刊工作之后，第一次开会，我发现同事们手里都拿着一本奇奇怪怪的书，一看书名都是很深刻的那种。明明是在开会，怎么还要看书呢？用现在的话讲一个个都挺装的。不过单位的选题会也跟聊天差不多，从来不那么正式，所以有人开个小差，假装自己很有学问可以点缀一下这本杂志倡导的内部的文化氛围。
但是这种文化氛围对我影响很大，你瞧瞧人家看的都是什么，那书深刻的都能让你不寒而栗。我想，该好好读书了。回想起当初读书，老想从高深的书中寻找明白的道理，现在应该看点通俗的东西。我大学学法律，没正经学，所以先从法律开始，比如论人权论平等论自由论民主之类的读物。
多年不读书，把自己的脑子清空，书中没整明白的道理，慢慢在生活中感悟出来了。再次捡起书，知道自己想看什么了——弥补大脑中缺失的某个领域的知识。这时候，已经有了互联网。当时的互联网上的内容，和书本上的内容比较接近，没那么碎片化。但是我始终没有培养起屏幕阅读的习惯，甚至，我曾经把网页上的文字打印出来，在纸上才能看下去。90后的孩子们跟我正好相反吧。
后来，读书成了我放松、缓解紧张焦虑的方式，把一本书读进去，可以暂时抛开很多烦恼。现在到处都是浮躁，与其被卷入到这种挣扎中，不如把门关上，闭目养神或是找本闲书看看。读书也越来越随意，越来越休闲。不管是枯燥的学术书，还是通俗的畅销书，从里面找乐子成了我阅读的一大乐趣。
这几年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尽量不看五十岁以下中国人写的书。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规则，只是在面对这个范围之内的书，尽量慎重选择。一来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作者，估计我也从他的书里面吸收不到太多有益的东西，二来是这个时间段中国人的价值观都出了问题，很多书写得不着调，何必在这类书里面浪费生命呢。三来是谢绝看畅销书。
我一般不会去看他人推荐的书，这可能跟我当年写乐评的经历有关。一般单元类作品评介（如针对一本书一张唱片一部电影一场戏的评论），或多或少带着作者主观的局限，未必符合他人口感。我读书的习惯是，在看某一本书的时候，发现自己对另一个领域里的知识了解的不多，便会去找这个领域里的书。比如我看一本摇滚歌星的传记，看着看着就会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心理变化产生兴趣，然后就会找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看看；看着看着就会发现，心理因素的形成跟大脑成熟过程有很大关系，然后就会去找跟大脑有关的书看；看着看着就会觉得大脑这个复杂的东西把人变成各种各样思维的动物，然后就会对人的进化产生兴趣，去找一些关于生物进化方面的书看；看着看着就觉得人性的形成和国家的形态有很大关系，然后就会去找一些关于人性或者国民性的书看看；看着看着就会发现国民性是从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慢慢积累出来的，然后就会从史书上去准找答案；看着看着就会发现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异根源了，然后去找一些西方历史方面的书看，看着看着发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挺有道理，为什么在古代中国就没有形成这种普世价值观呢？然后又会去翻一些古代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书……这一翻不要紧，发现过去的伦理道德的缺陷全都体现在今天的网络评论上了……
其实，随便看一本书，都会让我发现书与书之间的链接，之后阅读的延展方向也不确定，反正链接是无数层的，可以随时“点击”下去。我看的书里面没有黄金屋也没有颜如玉，只有不断分叉的路口，有兴趣看下去，是自己眼里看到了风景，这根本没法跟人分享。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人询问如何读书、读什么书的问题。答案很简单，如果你喜欢读书，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直接会去找你想读的书了，现在多方便找书啊。凡有此疑问者，其实是想吃麦当劳了。
读书对现在很多人来说已经变成一种很奢侈的行为，因为读书不会让你立竿见影成为什么或者得到什么，它只是让你的精神世界享受沐浴，愿不愿意去感受这个都是很个人的事儿。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心灵世界里大概没有太多精神的东西——大都活在解决最基本的生存层面上。即使今天，人们仍然在解决生存问题——更高级的物质生存问题，至于精神层面嘛，看看大片选秀微博微信，已足够。读书反而成了一种很不划算的时间成本支出，它换来的精神世界又会让你在现实中顷刻间被击碎——因为你在跟人交流时很可能因为使用的词汇不同而显得落伍，这会让你感到深深的自卑。
今天上午，我去锤子科技找老罗谈事。快到楼下时，我打电话，说到了。老罗说你上来吧。
上楼之后，眼前出现一块巨大的T型台，T型台的背景是一个斗大的“T”字。一位笑容可掬的前台女秘书站起身，甜甜地说：“您是送快递的吗？”我心说，见朋友穿的随便一点就成送快递的了？我赶忙说：“我找老罗。”女秘书继续笑容可掬：“对不起，我们公司有12个叫老罗的人，您找的是哪一位？”我此时才反应过来，现在我是在一家大公司的门口，便赶忙说：“我找罗总，罗永浩总。”“那您等一下。”女秘书说完，拿起电话……我想，一分钟后，我们敬爱的老罗会风尘仆仆地走出来，把我接进去。
两分钟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笑容可掬地迎了过来：“您是找罗总吗？请您这边走。”我跟在小伙子后面，上电梯，下了两层，出电梯，又来到一块背景是一个斗大的“T”字的T型台前，然后小伙子把我交接给一个年轻的美女，并和美女说了几句话，然后美女燕语莺声地对我说：“先生，您这边走。”我跟在美女后面，上电梯，又上了三层，出电梯，又来到一块背景是一个斗大的“T”字的T型台前，此时，T型台前已经有一位小伙子在恭候：“请问您是找罗总吗？”我点点头。小伙子说：“您现在这里等一下。”我想，马上就要见到老罗了，兴奋之情溢于三表。当然，我更好奇的是，这家公司为什么弄了这么多T型台。“我能问一下吗，你们的前台为什么要装饰成T型台，你们是手机公司还是模特经纪公司？”小伙子一听，赶忙解释说：“我们罗总要求公司员工每天至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T型台上走猫步。”“为什么？”“这是我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希望每个员工都能对我们的产品形象铭记在心。”“那你们干嘛不直接招一批模特来工作呢？走得还专业一些。”
又等了两分钟，小伙子说：“先生，您跟我来。”我想，如果再让我上电梯，我就跟老罗绝交。
所幸，小伙子把我带到了一间会议室，这回我没有看到T型台，可能是房间太小的缘故吧，否则以老罗的性格，肯定会……
“罗总在开会。”小伙子说。“老罗总在开会？”我感觉到了，自从他不骂人之后，就总在开会。我坐在会议室，拿出手机，在等待老罗期间，只能刷微博打发时间。结果，我发现总在开会的老罗一直在转发各种微博……
大概转发了七八条微博后，老罗终于出现在我面前。我一上来就急了，“以前见你打个电话就行，现在近在咫尺都见不到你，楼上楼下折腾半天。”“我也身不由己，你看现在我们是大企业了，这都是董事会的规定。”“你现在在网上不骂人了，有什么感觉？”“妈逼的我现在才知道自由太鸡巴珍贵了，这话你别写网上啊。”“你的工作就是整天转发微博，不累吗？”“别提了，拇指和食指已经僵直了，回家都不能打手枪了……”
“好吧，我们说正事儿……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等灯蹬蹬灯灯蹬蹬等等……老罗的手机响了。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嗯……嗯？什么？行，我马上过去。”
老罗放下电话，一脸兴奋地说：“又有几个人艾特我了，我得去开会研究转发的事情，咱们合作的事儿要不明天下午……”
因为鲁迅文学奖给了一个写古体诗的诗人，让我们能有机会复习一下古体诗。其实呢，贵国人从小就接触古体诗，只要你上过小学，至少能背下二三十首古体诗吧。从这一点来讲，中国人是有阅读欣赏古体诗的基础的。即使不会写古体诗，评判古体诗的能力都有，因为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标准摆在哪儿呢。
九十多年前，清末开始了白话文运动，这场革命实际上革了古体诗的命。在五四运动之后，能把古体诗写好且流传下去的诗人没几个，毛泽东算一个，因为他的身份，导致他的古体诗最流行，但从他的诗词里面已经能看出东拼西凑的痕迹。后来诗人都用白话文写作，写到上世纪80年代，现代诗终于在语言上成熟了，但也很快消亡了。如果说古体诗的消亡是语言的变化导致的结果，那么现代诗的消亡纯粹是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把情怀和贫困一起抛掉了，古话说：温饱思淫欲，淫欲一多，情怀就少了。
不管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在中国灭亡都是迟早的事。古代诗歌的功用跟古人读书的目的是一样的，诗人都是官员，这是你做官的基本条件。这客观上造成了诗歌的繁荣，到了唐朝达到巅峰。
今天没人写古体诗，除了语境之外，更主要的一点，古体诗属于农耕时代，只能去写那种情境。即使是毛泽东，他写古体诗词的时候也在回避现代工业环境，因为从总体上讲，诗歌所表达的意境是反工业的，它直指心灵，古体诗在今天这样没有心灵只有鸡汤的环境哪有立锥之地啊。
这个周啸天干了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他敢于直面惨淡的工业化环境，敢于挑战网络话语，敢于捡起古体诗，敢于用半文半白的词句写古体诗，但是他没有把这种文体的抒情做到位就获奖了，引起这么大争议，原因可能是他的心灵里面缺少了点诗人最该具备的那个东西吧。
当大家都去批判周啸天的时候，其实别忘了，每个人都在做着解构文字与话语的事情，都在丧失情怀的道路上奔跑。指责一个诗人或者指责一个颁奖机构，多少有点道德判断色彩。就算是这个奖花钱买的，在我看来都正常，因为我们不是一直这样吗，你看看中国哪个奖的颁奖机构敢拍着鸡胸脯说：我绝对客观！没有吧？反正我们都是消灭诗歌语言的同谋，谁也不会想过为诗歌语境的丧失负责——会的只是指责。这看上去真鸡巴中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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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叫《五十度灰》的电影在今天（2015年2月13日）上映，但是生活在姚家沟的人民——不管是男人民还是女人民，没有机会去电影院感受S&M的乐趣，只能通过非常规渠道观看，一部投资巨大的情色片只能被当成AV来对待。中国是一个主子VS奴才的虐恋大国，却不能看一部虐恋电影，这是何等的虐恋！
之前我看过一部叫《五十度灰》的小电影，不知道谁拍的，拍得比毛片好一些，至少没那么多长镜头——区分色情片和毛片的标准就是看长镜头的多少。所以，正式的大电影肯定不能像小电影那么拍，得有点故事情节，得非常讲究一些，把虐恋包装成一个爱情故事。从分级标准上，应该是R级。但是它怎么加入符合好莱坞电影的故事情节，也无法逃脱故事本身陈词滥调的窠臼。
《五十度灰》是一个滥到你即使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文学青年，搜肠刮肚想写一个无聊的故事，都不会选择这样一个青春女子爱上高富帅的题材，但是E.L.·詹姆斯没有放过这个题材。环球公司没有放过这个题材。
中国现在没有色情文学，但是色情文化却很发达。中国过去有色情文学，最繁荣的时期是明清，估计那时候没有审查制度。但是这些色情文学你怎么看都是男性视角下的描述，女性只是一个为丰满男性形象的工具。小说在当时的地位就像现在小说的地位一样，你看那些文人，画幅画、写首诗，都要署上自己的名字，盖上自己的印章，生怕被别人掠美。但是费半天劲写个小说，都不好意思署名，搞得现在四大名著的作者都成了悬疑。男人对待小说的态度尚且如此，女人作为一种社会上最卑微的角色，基本都是文盲，怎能去写小说，更何谈什么话语权。
中国仅有的色情小说繁荣时期也基本被父权所控制。等到了男女平等的年代，又不许写色情小说了——实际上是父权社会的权力变得更强大了。弗洛伊德早就分析过，父权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专制，有受迫害妄想症，总是在四面楚歌的想象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敌人，进而通过加强专制来巩固父权。在中国，不会有色情小说出版，尤其是女性视角下的色情小说。
但是，可以有更含蓄的情爱小说——虽说一度情爱小说也被打倒。从《红楼梦》里的情爱到琼瑶小说里的情爱，实际上填补了中国当代女性最基本的意淫诉求，用文学的方式把女性的浪漫心理指向一个不可控的情感荒凉境地。情爱小说在满足女性的精神想象之后，反而割断了与身体想象之间的关系。男性在今天可以通过毛片来满足自己，但女性满足自己的方式不是毛片，而是情色文字里流露出来的浪漫，但它又是缺失的，琼瑶只能送你一程，扔在半道不管了。中国至今没有一本像模像样的女性文学刊物，也没有女性视角下色情小说的作家群体。结果，很多中国女性只能阅读纯文学或通俗文学，结果无数中国女性被活活逼成了文学女青年。
我看过一篇安·巴·斯尼陶（Ann Barr Snitow）的文章《大众市场的罗曼丝：女人的色情文学是不同的》（Mass Market Romance: Pornography for Women is Different），她是个大学文学教授。这篇论文发表于1979年，她以加拿大禾林公司出版的《浪漫小说》杂志为样本，分析了这本杂志上的小说和其特定女性读者群的消费心理、性心理。现在再把斯尼陶的文章拿出来看，一点都不过时，她分析得很全面，因为女性对文学的理解，对色情与性的理解一直没有变，这一切基本上都体现在《浪漫小说》杂志的每一篇小说里面了。对今天的中国女性来说，没有《浪漫小说》这样的市场针对性极强的文学刊物，但并不是说斯尼陶对女性文学市场分析的现象在中国女性身上不存在，在我看来，它极其符合当下中国女性的性心理诉求。
斯尼陶分析道：“这些小说是有趣而吸引人的。这是因为它们规定了一整套的人物关系、情感和能打动我们的构想。”有时候我们鄙视模式化作品，但实际上我们都离不开模式化、套路化作品，因为这是经过千锤百炼、具有核辐射威力的结构。
爱情小说写来写去就是写欲望，当那个黑8最终被打进洞之前，必须出现一系列障碍，看着才能更加勾起读者的欲望。斯尼陶说：“一般看来，禾林小说没有什么情节。禾林的世界就是被男人和女人这两类难以交流的人所占据着。小说中所有的不安和麻烦都是由彼此引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极端乐观派的小说有它们自己的梦幻般的现实世界：文化造成了两性生理经验上的差异。两性具有不同的需求和兴趣，当然还有不同的阅历。他们发现彼此完全不能了解。”
斯尼陶继续分析：“由于禾林小说中的全部行为都是从女性的视角来写的，那么读者就会认同女主人公对那些‘皮肤黝黑的、高大的、神情严肃的英俊’男人的古怪无常的行为的理解，无论那个男人是神秘的陌生人还是有权势的老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小说中的关系是颠倒的：女人是主体，而男人则是客体。尽管女人的服饰总是被很仔细地观察，但禾林小说中对男人的描述要比女人多得多。他是未知的他者，一尊性感圣像，他的魔力就在于他是雄性的。小说中充斥着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男性的就是好的，男性的就是充满激情的，在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了。”
你会发现，《五十度灰》几乎是以斯尼陶的这段分析“为蓝本”下创作出来的，E.L.·詹姆斯和70年代为《浪漫小说》供稿的作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是形式上稍有改变，那种被抽成真空的浪漫演变成一场S&M游戏，唤醒了一个女性潜在的性心理需求，其实这种写法也没有稀奇的。但它很受欢迎，比《哈利·波特》还受欢迎。看来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是被压抑的，只能在一场虐恋中狂欢。
琼瑶的小说在很多方面跟禾林的《浪漫小说》有相似之处，但是琼瑶小说里缺失了“性欲”这个主题，至少琼瑶阿姨没有直白地去描写这个主题，而是强化了女性的浪漫与神经病特质，这也是我们有段时间解读琼瑶小说时常常提到的“毒害不少女青年”的原因。因为让中国女性读者去摆平想象中情与性的关系，尤其是从文学作品中想象，大概还有点难度。
女性视角的小说往往在细节描述上更胜一筹，这是男性所不能企及的。“在禾林小说中，穿什么衣服这个问题占据着大部分空间……服装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大量出现美食和家具。”这种文学化的细节描述放到《浪漫小说》的架构里，它就变得另有所指：“禾林小说使日常生活不再沉闷，它反复描写女人如何梳头，如何够着身子把盘子放到高架子上去，女人做着她们每天都要做的事，这种固定不变的状态中潜藏着性欲。”
情爱小说或情色小说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让主人公进入到一个真空状态，这样更易于浪漫，它让虚构文学的封闭系统更进一步封闭，封闭到只剩下一些仅为主题服务的要素，它带着超出现实的情色情境，特别容易打动情商不高的女性读者。斯尼陶说：“我们的文化中最极端的神话之一，就是认为理想的个人是那些勇敢的、完全孤立的人，但这仅仅是对男人而言。女人们往往被文化、社会关系、家庭和爱情（一种被女权文化定义为欲望的状态）所局限、所羁绊。她们能够为社会接受的一种超越，就是浪漫。”
我觉得中国不管是在文学还是在艺术方面，由于它过于强大的父权意识，导致女性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话语权被左右、被淹没、被肢解，甚至意识不到女性受众所需——逼的很多女性不得不去喜欢李宇春。如果我们从大众文化角度去分析性别消费，中国为女性提供的文化消费是极其扭曲的，甚至是带着歧视性的——女性消费者显然是意识不到的。
斯尼陶也无奈地总结道：“当女人们想要体验激情时，社会提供给她们的途径就是浪漫。当女人们试图想象与人交往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最美好的景象就是男性和性交。当女人幻想着成功和权威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方法就是去引起一个男人的注意。当女人们幻想着性时，社会为她们提供的表现只是去直接地挑逗和满足男人，而把大多数的表现都视为禁忌。当女人们打算独身时，社会几乎就不会提供关于这方面的诱人前景。”
当E.L.·詹姆斯通过一番酣畅淋漓的意淫之后，大概她也无法逃脱笔下女主人公沦为男人性工具的老套路。但这是周瑜打黄盖，也是传统女性视角浪漫小说核心诉求。环球公司高价买下电影改编版权，它看到的不是色情片的噱头，而是这个巨大的市场还是由女性的虐恋来支撑的。
祝各位读者情人节虐恋快乐！
《你家大门》是凤飞飞的一首歌，唱的是一个走两岔的意外惊喜的故事，当然，意外的惊喜和收获肯定是爱情。在看格雷尔·马库斯的《聆听大门》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会想到这首与此书无关的歌曲：“想敲开你家大门，想敲开你家大门……”一扇很形象化的门在阅读过程中被慢慢打开——其实阅读任何一本书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只是这次真的是“开门”的故事。
关于“大门”乐队，喜欢摇滚乐的人都不会绕开他们。当年听打口磁带，它可一直是“尖儿货”。我记得当时跟一个姑娘探讨“大门”，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乐队没有贝司手，而用一件摇滚乐队不常用的乐器：管风琴。而姑娘则向我描述吉姆·莫里森如何如何帅，眼睛如何如何勾魂……人们对一件事物的理解总是会想两岔——好吧，要不咱们聊聊四大天王或者四小天鹅吧。
在当年对摇滚乐了解有限的情况下，我觉得“大门”是独一无二的，随着听到的摇滚乐越来越多，知道的越来越多，我发现他们的确独一无二。对他们的感知，我想《聆听大门》的译者董楠老师在她充满文艺青年激情的译序里面已经写得非常到位了，尤其是那种感性的认识，写得非常充分，于我心有戚戚焉。我这里就不续貂了。
这是我看过的第三本格雷尔·马库斯的书，之前看过他的《老美国志异》和《神秘列车》。在看马库斯的书之前，他的名字和戴夫·马什、罗伯特·希尔本、莱斯特·班斯一样如雷贯耳。但是真的读起来，却每每感觉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他的思维就像一个瞬间炸开的烟花——耀眼、迷人，稍瞬即逝，让你抓不住。自以为对美国摇滚乐还算有些了解，可在马库斯的文字面前，感觉自己像一个白痴，这是我过去看摇滚书籍时从未有过的感受。
马库斯的这几本书很难让人迅速归类，乐评？是，但又不是；散文随笔？是，但又不是；小说？是，但又不是；历史？是，但又不是；文化评论？这可能是最接近他文风的描述了，但是他文字的天马行空，又完全没有评论的严谨性，几乎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就是像坐上没有终点过山车，跟随他的文字上下起伏，而身边你认为可以熟视无睹的风景，突然间变得奇异而陌生……
马库斯擅长从旁门左道下手，来向我们展现平淡无奇的外表下的爱丽丝仙境，这是他最绝的地方。鲍勃·迪伦和几个加拿大哥们在一间地下室里玩了一段时间，录制了一盘算不上标准的磁带，最后被传来传去。马库斯以这盘神秘的录音带为圆心，一圈一圈缠绕出来另一番景象——一部怪异的美国音乐文化史。
《聆听大门》也是从一套四张的Bootleg唱片《踢你屁股！》（Boot Yer Butt!）入手，讲述了“大门”传奇的一生。这套唱片实际上就是当初人们在看“大门”乐队演出的时候偷偷录下来的。试想，在60年代，观众的现场录音技术会是什么效果，但是那些有心人随手按下录音键，诱发了马库斯的创作灵感。
当初看《老美国志异》的时候，搞不懂马库斯为什么要这样去写乐评。比如，他在解读一首歌的时候，常常解读的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我不知道被他解读过的那些歌手是否赞同他的观点，是觉得头头是道还是荒唐可笑？
当我继续看下去，才发现我想错了。马库斯这点常识还是懂的，他的文字里面从来没有针对一首歌发表过类似——“你不该这么写”“你应该再如何如何”之类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评论家和喜欢@别人的人该跟马库斯好好学学，当你去解读一个作品的时候，是否在心里先把作者捆在一棵树上，然后高举霸主鞭教训作者如何如何，再顺手把这些自以为闪光的观点扣在作者的脑袋上？想象着要是作者重新按照你先知般的观点改写一下是不是就绝世完美了？是的，我相信大部分缺乏评论常识的人都会这样自以为是。
也许你刚开始看马库斯的文字会觉得他有过度解读的嫌疑，但是真的看下去，会发现，他只是以他解读的作品为圆心，然后张开想象的双臂，尽力去画一个漫无边界的圆，所及之处，皆为他所用，那种立体的、跳跃式的评点，逐渐勾勒出一个多面的美国大众文化景象。当这种看似过度解读走向极端，就变成庖丁解牛而不见牛了。
这让我想起在1989年左右，我搞到一盘崔健1988年在北京中山音乐堂演唱会的录音带，那时候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还没有发行。有段时间我只能靠这盘音质极差、声音极小，甚至有时候得把耳朵贴在录音机喇叭跟前才能挺清楚他在唱什么的卡带来解渴。同时，关于这盘磁带背后那场音乐会的小道消息我也听到不少。这让我萌生了想给崔健写一本传记的冲动。于是我贸然敲开梁和平的家门（他当时一直跟崔健合作），当我说明来意，梁和平没有让我进屋，而是挡在门口把我训了一顿，然后把我赶走……多年后当我去梁和平家采访，提起此事，他很吃惊——还有这么一回事儿？我其实心里感到很幸运，幸亏没有得到这次机会，不然指不定写得多糟糕呢。
我之所以这么说，倒不是因为看过马库斯的书之后才后知后觉。一直以来，我对中国摇滚乐的理解一直有一个看不懂的问题，那就是它为什么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却又如此单薄？直到前些年，我才慢慢搞明白，是中国没有大众文化基础，这让我对在大众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摇滚乐来到中国后无法真正能解释清楚它的缘起与兴衰，它不是音乐本身的问题，而是与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的局限性、跟开放后整个文化的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有关。当西方摇滚早已汇聚成洪流时，中国摇滚仍然是一条随时干枯的小河。
去年，有一家出版社跟我约稿，出一本“中国摇滚30年”的书。编辑给我的策划提纲无非是采访一遍那些重要的摇滚歌手。于是我拒绝了。我想像的中国摇滚乐历史不该这样轻浮的拼凑，它应该是一部30年来的文化史、社会史，应该像乔恩·萨维奇写的《英格兰梦》那样。
但是我们写不出来，是因为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不是个立体，只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点或线，甚至连面都没有，更别说立体了。写起来也会有些乏味。
当马库斯去肆意他的文字的时候，说实话，我非常羡慕他，他把美国大众文化的碎片玩弄于掌股之间，信手即可拼接出一幅生动的摇滚风情画。他这样飞来飞去，是因为美国有大众文化。
当一扇门在敲开之前，你可以任意想象。当它真的打开，它完全超乎你的想象。这就是马库斯《聆听大门》。
时间：2014年12月21日下午2：30
地点：北京言几又书店
人物：东东枪、桑格格、王小峰
东东枪：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所以我先说话，我叫东东枪，刚才那位小哥哥已经介绍了，咱们今天来这儿是谈关于王小峰老师新出的这本书，叫《山上有神》。我能不能先问问在座的大家，有谁是看过这本书的……大多数还没有看过。我是昨天晚上才把这本书看完的，其实拿到这本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之前一直没看完，让我自己拿到之后特别惊讶的，这竟然是一个农村题材的小说，讲的竟然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在我的印象里，王小峰老师跟山村这个题材就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以前一直在看他谈一些音乐之类的事情。所以咱们先让王小峰老师说一说为什么会写这么一个故事？
王小峰：是因为2010年我去广州出差，当时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笑话，她知道我平时不上网，或者说上网也不到处乱逛。她就给我讲网上看到的段子。我记住两个段子，一个段子跟东东枪有关系，东东枪说了一句话：“百度一下，你就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在西南一带的农村，有一个村支书，把村里的有线电视，我估计是那个农村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大家可以看有线电视了，他把信号给掐了，把线接到他们家的录像机上，让别人拍他，拍完他之后在村子里放。拍他什么呢？他平时在电视上看到一些领导参与一些活动，接见一些外宾，出去视察，跟人家说话，开会，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他就找人给他拍下来，他也去田间地头跟人互动，像当年的“影帝”一样。
东东枪：当年的“影帝”是谁啊？
王小峰：你猜。这个村支书去别的村子访问，跟别的村支书在一起，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切东西都是拷贝电视台的那种新闻模式，在村里的电视一放，看着觉得特别舒服。结果没有几天，村民就把他给举报了，上面来人把他给撤了。这个朋友当时是当一个笑话给我讲的，讲完了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太中国了，我跟她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拍成一个电影。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去把这个剧本写出来，去年年初，我就已经把这个故事大概的轮廓想出来了。想完之后，我跟一个制片人聊，把它拍成一个电影怎么样？制片人听我讲完后，当时就说，第一，农村题材的电影是没有票房的，就是让刘德华和林志玲去演男女主角也没有人看。第二，成本会特别特别高，因为牵扯到一年四季的场景，还不能把冬天的场景改成夏天，至少也得拍三季，剧组的成本会很高。农村原来特别贫穷，后来变得富裕了，还不能换一个地方，得把原来的草房子扒了盖瓦房，这个没有1500万拍不了。我当时想两三百万应该能把这个故事拍下来。他这么一说，我就放弃拍电影的念头了。估计拍完之后，电影局审查也通不过，所以干脆把这个写成小说吧。
这个小说，如果你们看过会有一个感觉，推进特别快，是因为它还是一个剧本的结构和节奏。还有，我平时看别人写的小说，如果中间有那么一段，光在那儿抒情，没有情节的推进的话，我绝对是看不下去的。如果反复出现过几次的话，这个小说我可能就会放弃。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是，讲故事不应该拖泥带水，故事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是为讲故事服务的。这个书出来之后，很多人说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因为我没有想写得太长，很多东西我也不想把它展开，我觉得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就够了。
东东枪：格格老师刚才跟我说，这本书出版之前，您就看过。
桑格格：对，我应该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因为之前小峰写东西，我也一直看，但是这个小说我看完以后，觉得非常吃惊。他以前的写作分两种，一个是他的职业，一个是他的性情，但是这个是他把他类似于梦想或者野心一些的东西放在里面，而且用的这种寓言式的写法非常不露声色，而且文学上他也进步了。当时有一个事跟我生活当中的事紧密联系，当时他给我看这个小说时，我送给我妈妈一个生日礼物，一个DV，我妈妈天天拿着这个DV在家里拍，自己制作新闻，比如说今天的新闻是今天女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第二个新闻是成都什么什么地铁开通了，她会播报，播报完了制作一个节目，还会给我看，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和他写的事情这么吻合，一个个人对自己的世界，想留下来，又想传播，这是又荒诞又真实的，他一写出来，我没有觉得荒诞，觉得其实是非常真实，也非常准确的表达。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中国，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事，你会觉得很吃惊，他怎么给写出来了？
王小峰：当时这个书跟磨铁签约之前，曾经有很多出版社感兴趣，有好多朋友想帮我，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跟我说，我认识一些出版社的人，能不能把这个书稿给我看看，我就把书稿给他。他看完之后给我打电话，你是说河北某一个县发生的事吗？我说不是啊，他说我们去那儿办案子的时候，那个县发生的事跟你这个小说里写的几乎是一样的。我听完之后的那种反应，说不太清楚是什么，有一种欣慰的感觉，又有一种特别无奈的感觉。
东东枪：不想去告他们吗？抄你的小说？
王小峰：其实我一直在想，文学的创作应该是超越现实的，因为你想用一种艺术写作的方式，通过想象力去超越现实。
桑格格：我们现在活的世界远远超过想象中的荒诞。
王小峰：对，那种心情是很复杂的，包括我后来写另一本小说的时候，也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的灵感，趁着灵感还在，我就写了一个开头，写得非常夸张，写了一万多字，一月二十几号写的，结果4月份在江西抚州发生了一件事，跟我那一万多字描述几乎是一样的。
东东枪：你家电脑是不是中病毒了，那个东西没流出去吗？
王小峰：所以我就把那个开头放弃了。
桑格格：他以前的东西给我看，我总是从文学、细节、质感上给他一些建议，后来我发现这不太合适，这个东西不是他擅长的，也不是他感兴趣的。他感兴趣的是这个世界发生的一些真实的，看上去荒谬，但是又非常真实的事情，他不会想在一些细节上纠缠，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他并不是想超越文学，他只是想把他的话说完，所以他经常是把一个想法往前写，又放下来，要看这个事情本身里面的内在逻辑怎么发展，而不是在文学里面去打转，这也是他的特色。所以以后我不打算在文学上再给他什么建议，我就希望他有一些灵感。很多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段子或者故事一听就过去了，但是会在他的心里扎根，种子就开始发芽，长成一个故事，这算是他的一个天赋吧，很多东西在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懵懂的雏形，只需要去给他一个外面的推动，他一下就能长成一个故事。
王小峰：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桑格格。当时我给你看的那一版的书稿，有很多地方我不满意，但是东西是自己写的，自己看不出来问题在哪儿，后来格格跟我通了一个电话，指出了很多很多问题，实际上那时候我特别需要一个人来点一下，你可能已经走到窗户那儿了，但是窗户纸挡着你，你就是捅不破。
桑格格：我觉得主要的你已经完成了，作为我给你的建议，你要写这个人物，你的思想要通过这个人物传达出来，首先这个人物要真实，要立住，这个人物的刻画你要再用心一样，大样出来了，就是再打磨。
王小峰：对于一个没有文学写作经验的人来说，那个时候你说的话确实是非常起作用。
桑格格：我走上写作这条道路可是你领上来的。
王小峰：这种东西就是旁观者清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当局者，写完之后，我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我不知道该从哪些地方去改，或者说怎么改。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但是反馈回来的问题都在我意料之内。我跟格格通电话的时候，她一边说，我一边拿笔记，哪些点需要去注意的。
桑格格：所以在写作者写作的过程当中，我把这个叫“第一读者”，你首先要非常信任他，你们互相又很了解，你同时对他写的这个东西，或者文学创作，也要有一些你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他能给我看，我知道第一时间要干的是什么，是要鼓励，是要把这里面好的东西全部拎出来，进行坚决的鼓励。第二，你再细心的说，这个可能这样会更好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写完，就像刚刚生完一个孩子一样，产妇是非常虚弱的，要拼命的给她补营养，再告诉她这个孩子特别好，但是怎么样会更好。
东东枪：告诉你这个孩子没有那么丑。
桑格格：很好，特别好的一个小孩。
东东枪：我刚才说了第一个让我惊讶的，竟然是一个农村题材的书。因为拿到这本书之前，我只知道名字，不知道更多的介绍。刚才开始之前，我们还在聊，我以前真的不知道你有在农村的经历。
桑格格：农村的题材只是一个表象，为什么要写农村题材，包括我看它的后记，因为是他的乡愁，他要写一个东西，从他最柔软，最熟悉的地方出发，才能站得特别稳，才能心里有底，所以他就选择了他小时候的乡村，他说的事是农村的事吗？不是，是非常大的事。
东东枪：我就是觉得乡愁，温柔，这些词跟王小峰老师不太搭。
桑格格：是，这个人有温柔，这是很奇怪的。
东东枪：我特别想知道，你小时候真的在农村长大吗？大概到多大，农村背景我真的一点不知道。第二，我经常会忘了你是一个东北人，但是这个小说里有大量的东北话，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意思的，为什么要拾起农村的回忆来？为什么要用东北话？
王小峰：我在农村待了14年，上初一的时候才到北京生活，后来你们认识的我都是在北京生活的我，不是过去的我。我到了北京之后，很快就变成了城里人，从某种角度上讲，我挺感谢我爸爸的，他一直在北京工作，跟我妈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他知道那时候我上初中了，如果还在东北待着的话，可能对以后学习，考大学有影响，所以在我14岁左右，把我们全家移民到北京了。14岁对很多人来说，正处于世界观慢慢形成的过程。恰恰是在世界观在形成和定型的过程当中，我到了北京，我很快的就接受了现代的城市生活，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比较原始的生活状态跨入文明现代社会。所以，当我毕业工作这么多年之后，觉得身上还有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人的东西。
桑格格：不是还有，你还是那样，我对你的印象，还是挺固执的，纯粹的，乡下人的纯粹和固执，特别强烈。
王小峰：我觉得是哪里人不重要，关键是你成长过程当中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开放式的，而不应该是封闭式的，可能恰恰是因为我有这样的意识，当我听到那个朋友讲这个村支书故事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让我一下子就突然想到了我见过的很多人，或者说你在网上看到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其实跟那个村长很像。
桑格格：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城里人，或者是乡下人，好像说的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判断里面，这个人接不接地气，他懂不懂真正生活中的原形，人或事，而不是城市生活里面，都是在人际关系里打转，这一点是我见到他，对他认识当中最深的一点，这个人始终让我觉得他有一个和土地，或者和人最本质的东西有一个最强悍的联系。比如说我和他，平时除了聊各自的生活，他种花草特别行，他有一些特别乡下人或者老干部的生活习性，这一点可能大家是不知道的。大家看到最多的是他很爱骂人，嘴挺刻薄的。
东东枪：这一点挺老干部的。
桑格格：他内在的王小峰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他是我朋友当中这么多年不会变的一个，不会随着现在的潮流去改变的人，他一直都在那儿，又爱生气，又爱钻牛角尖，又爱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从来不改变，这一点我作为一个朋友，特别安心。
东东枪：要是这么说的话，好像跟我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好像那个状态也是没什么变化，表情，状态，在做的事，好像都没有太多的变化。
王小峰：我在反省我自己，其实这样的人在今天挺不适合生存的。
桑格格：没事，有口吃的就可以了，也不用挺贵。这一点我跟王小峰挺像的，我的写作里面有大量乡村的人，不是我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而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太快，太纷杂，我想找一个有根，跟可以扎到土里有关系的世界发生一些联系，我是非常理解为什么他要从这种题材开始写作。
王小峰：我在写到一多半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种东西，在我身上不存在的问题，只是我去看周围这种环境，以前看跟我后来写小说时候看的是不一样的。我一直觉得我身上有很多中国农民该具备的一些东西，同时，我又去很强烈的否定这些东西。但是在我身上体现的并不矛盾，就是你把好的，中国人身上比较好的东西留下来，不好的东西要提防着，不要那样去做。因为我离开东北之后，回老家的时间和次数不是特别多，可能几年回去一次，每次回去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你感觉你的视野在一点点开阔，发现村子里还是那个样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这个时候就会提醒到我，你不能像他们那样，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可能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村子，你认为你这个大村子里面的东西了解的够了，你就觉得是开放的，我觉得那不是。因为人的视野是可以无限的拓宽的，所以写的时候，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农村只是因为我熟悉那个背景，我觉得写起来它更得心应手一些。如果这个故事放在一个写字楼里面，放在一个办公室里，或者放在一个政府机关里面，写起来也是成立的。
桑格格：你放在一个大型的公司，那个公司内部有封闭的电视什么的，其实也成立，但是这部小说里有没有哪一个人物，你觉得是你自己的化身在里面？
王小峰：应该是没有的。我试图想写一个跟我自己经历有关的故事。但是我发现，我写不好，是因为我过去的经历是平淡无奇的，不像东东枪的老板罗永浩同学，人生这么跌宕起伏，充满着各种戏剧色彩。我过去经历的都很平常，即使我在北京生活、感受到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具体到我身上，没有那种一说出来特别精彩的故事。
桑格格：没有，恋爱挺精彩的。
王小峰：那种精彩，比起现在很多人的恋爱根本算不上什么。
东东枪：写成一个帖子都火不了的那种。
王小峰：没错。具体到这本书，如果说这里面有我的影子的话，就是那个郭翔，里面只有一段，他放寒假回村，村里所有人都躲着他，不敢跟他接近，我1983年放暑假回老家探亲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我至今一直很惦记老家，当年我是不想到北京生活的，之前我跟我妈到北京探亲过，1975年来过一次，1978年来过一次，对北京的生活我并不陌生，但是我知道北京不是我喜欢的地方，因为它没有山，没有河，没有庄稼，没有鸟，没有猫，没有狗，没有猪，没有羊，什么都没有。我习惯了那样的环境，所以我到了北京之后，心里面会有一种抵触，那时候非常非常想家。我记得上地理课，老师正好在讲东北三省，黑板上挂着东三省地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一回头看见我的眼泪稀里哗啦往下掉，老师吓一跳，说王小峰你怎么了，我哭着说，老师我想家了，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下课问我，我说因为你在讲东北，讲吉林省，我看到那个地图，就忍不住哭了。
桑格格：你小时候知道你的家乡长成那个样子吗？
王小峰：我在上初中之前，已经对中国的地图了如指掌了。当时我还知道坦桑尼亚的首都是达累斯萨拉姆，但跟地理没关系，是因为家里的墙上都糊报纸，我躺在炕上，棚顶上是《参考消息》，上面老提到“达累斯萨拉姆”这个名字。
桑格格：那时候一个山村的少年已经胸怀天下了。
王小峰：因为思乡，回到老家以后，我特别渴望跟同学交流，这些人可能是从记事开始就在一块儿玩的孩子。我在村里走，发现这些同学大老远见到我，我站在河这边，他站河那边，他就是不过来，他手里拿着鞭子，可能是在放羊或者放猪，他冲着我笑，我喊他名字，他笑，笑完转身就走了。我当时感觉特别不好，我见到他们觉得特别亲切，为什么他们不搭理我，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可能他觉得你有出息了，而我还在放猪。
桑格格：那时候你们是两个世界，他从来没有改变，你出去了。
王小峰：我写郭翔第一次放假回家，觉得必须得让大家对他有一种拒绝。其他更多的是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些人的经历，包括前面写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是嫁出去就死的那个故事，当时我们村有一个姑娘，嫁的特别远，嫁到贵州，我对贵州没有概念。看着她爹的表情，知道他不开心，后来传，这个姑娘嫁出去就死了，怎么死的不知道。第二个是想非礼村子里姑娘的那个故事，那个人是我们家一个远房的亲戚，从小没爹没妈，吃着百家饭长大的，18岁那年想非礼我们村一个姑娘，结果被姑娘的爹发现，给捆在杨树上，想拿镐劈死。第三个是我个人的经历，有一回我们村里四个同学去镇上，在铁道桥上走，那桥特别窄，两边没有护栏。要是有火车过来，根本没法躲。结果在桥上没走多远，火车来了，司机看到桥上有人，刹下来了，这样我们四条命保住了。
东东枪：我看您的书的后记里特别说了重新找回东北话能力这件事，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有些地儿，你特别用力的把东北话恢复出来。
桑格格：而且还特别在下面有一个批注。
东东枪：我记得最清的是“搞破鞋”，解释是说，已婚女性与别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好像还挺准的，我原来没想到，“搞破鞋”必须是已婚女性才行，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就是这些词为什么写得这么土？
王小峰：其实我在东北方言的使用上是非常慎重的，如果按照东北人平常说话的习惯，拿到出版社，出版社会认为这都是病句，都是罗嗦。可能不是东北人都不太了解，东北话是一种特别没文化的语言，它是社会最底层的语言，从山东、河北社会最底层过去的人形成的一种语言。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东北话都是带着一些幽默、喜剧色彩的，因为都是喜剧演员说的。真正的东北话是非常非常土，不是东北人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觉得是，第一，刚闯关东过去的东北人，地广人稀，特别特别渴望跟人交流，见到一个人话就特别多。第二，这些人没什么文化，交流的时候词汇是非常贫乏，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带出一些虚词，这些虚词可能用得时间长了，就变成了实词。所以，你看他很多的虚词发音，都是有点像感叹词一样的。所以，我在写的时候，第一，我不能原封不动的把东北话搬上来，第二，不能用得太频，第三，它土的那一面必须把它写出来。比如说这个事是“因为什么才这样的？”东北人不说“因为”，都说“庸乎”。包括里面谁的土话多一点，谁土话少一点，我在写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考虑。注解主要是考虑到一些非东北地区的读者。比如我们管狼叫“张三儿”，这个必须注解，不然很多人看不明白。我当年看《白鹿原》，就是因为有些西北方言不懂，看一半就放弃了。
桑格格：你看我的《小时候》有障碍吗？
王小峰：也有障碍，但是还好，四川话还是可以猜出来的，西北话有些东西我猜不出来。
桑格格：像你刚刚说的那些可能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土话你联系上下文，你能猜出那个词，而且那个词，像你刚才说没文化，我可不答应，我觉得东北话也好，别的方言也好，里面有一个非常准确和鲜活的东西，是任何词所替代不了的。
王小峰：这种鲜活，就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一些词。比如说四川话老是用一些叠词来加强情感、情绪和语言色彩，东北话似乎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外馆斜街的一家小卖部买烟，卖烟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东北妇女，她在打电话骂人，我就在旁边一直听，她骂了大概有将近一分多钟，这里面实词基本上没有几个，全是虚词，虚词为什么那么多呢？因为骂人的那些实词词汇其实是很少的，她要用很多虚词过渡，过渡的过程中她脑子里要想下一个实词用什么，但是中间是不能断的，这样才有气势。我想起来有一年我回老家探亲，夏天，我们村里面有一个妇女，她们家开了一个小卖店，上午村里要停电，没有通知她，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她冰箱里面所有的冰棍全化了，她就开始骂，她骂谁呢？骂我们村的村长，她正好住在我们家前院，我下午坐在院子里摘菜，一点不夸张，两个小时，她骂得不带重样的。后来村长路过她们家门口的时候，跟她掰扯几句，一下又把她的情绪激起来了，本来你觉得她骂得差不多了，两个小时了，应该停下来了，结果一直骂到吃晚饭，还是不重样。我觉得东北文化里面，土话的变化方式，只有在那儿生活，才能知道它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要是在小说里这么写的话，大家就真的没法看了。村长让王凤起去县城学电工，他妈妈不让他去，他妈站在门口骂村长的那一段，就是我那年探亲的经历。
桑格格：如果能够把那些华彩都加进去，更让人期待。
王小峰：那审查可能通不过，东北的脏话极其脏，我在这里面用到的一些脏话，还都是程度最轻的，而且基本上大家也都差不多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夏天看人穿T恤衫，胸口写着三个字：滚犊子。这个已经不是脏话了，这是表明自己态度的，真正的脏话，我听着都受不了。
桑格格：其实这些是我们和故乡，原来的生活特别深的根，你说的程度越深，你越能理解他，其实你跟他的关系越深，你后来想象不到，他其实在你后来的生活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东东枪：我其实还有一个感觉，从很多年前一直看王小峰老师的博客，你在我脑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一直是冷嘲的形象，我脑海中的王小峰长着一张永远在冷嘲的脸，反倒在这部小说里，我没有看到这种冷嘲的地方，甚至整部小说里基本上没有几个您惯常常用的包袱，只看到整个小说的最后一句，我说，还是在最后要有一点，这又是为什么呢？写着会很累吧？
王小峰：其实真正累的是我用东北话表述这部分，因为东北话我忘了，我小说里面要感谢两个人，就是当初把我的小说从普通话翻译成东北话的两个人。我觉得小说写作跟博客写作不一样，它要讲故事，要绘声绘色，活灵活现，跟博客写作是两个语言系统。当年写博客，确实有很多想去表达的东西，我那时候最擅长的就是冷嘲热讽。我发现互联网语言是带有传染性和同质化的趋势，你用的一个词，大家都觉得好，一用，就变成了网络语言了。当你用一种大家熟悉的语言去表述的时候，首先，语言的力量就没有了。第二，我发现，当年我冷嘲热讽写东西的时候，别人没有这么用，现在大家都这么用了，我就提醒自己，坚决不要用这样的语言去写东西了，哪怕把你自己逼到都不会说话了，也不能使用别人的语言表述方式，我觉得那是写作者对自己的侮辱。
当我去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如果用一种正面的讽刺的方式去写，它已经没有力量了，因为现在满世界都是各种讽刺。我就是把平常的事，夸张成一个更平常的事，效果就出来了。这个反而比你去讽刺，直面给他一拳的力量要更强烈一些，我以前没有去这么尝试过，对于我来说，能让语言上更有意思一些。所以我用一种貌似跟我以前写作方式完全不一样的语言，写的时候也挺费劲，写完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出不来，我再写常规文字的时候，发现写不成句了。
桑格格：你是指什么样的？
王小峰：小说写完之后，我们头儿让我去写一个采访，人也采访完了，整理文字的时候，我发现老找不着感觉，一写就是东北话。常看我博客的人大概知道，那段时间我编了很多谁谁谁出唱片的文章，我是想通过这样的文字把我再拐回来，我最擅长写乐评，就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语言系统转换回来。
桑格格：说明他入戏很深，写作状态特别端正，真的进去了。而且我的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他在写作里面，把自我几乎是放空的，看不到这个写作者跳出来为自己说什么话。二是语言风格上很朴实，很平实，几乎是没有什么技巧上的东西，越是写传奇，越要这样写。我觉得他以前写的，比如说那些嘲讽的文字，他从心里不是很看得起这件事情，所以他在玩弄它，但是写小说这件事情他真的很严肃，很认真，所以他这样对待，是这样吗？
王小峰：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网上写那些无足轻重的文字的时候，写之前它的分量已经设定好了，一斤重还是五斤重，还是十斤重，比如说我在网上写就是半斤重的，给《三联》写可能是两斤重的，我写小说，重得压得我快喘不上气来了，就是这样的，在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写这个小说两三个月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我没有跟外界任何人有交流，那段时间写得自己特别难受。正好是最难写的一段写完了，要喘口气，我开始给朋友打电话，要出来吃饭，我发现吃饭的时候话特别多，觉得自己都有点不正常了。
桑格格：这个朋友经常是我，但是他怎么说我都听着，和他的交流，有时候其实不是真的交流，有时候我会看他的状态，他经常自我表达，一直表达下去，他其实是不会交流，他不是随时能够捕捉别人感受的人。这一点小峰是比较自我，也是很真诚，而且不去扮演的人。所以朋友，有时候是多请吃两顿饭。
东东枪：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像你刚才说的分量不一样，我猜，是不是跟你脑子里设定的读者有关系？
桑格格：刚才他说的《三联》多少斤，谁谁谁多少斤，这种状态像什么呢？像以前我们打架之前说，我百十多斤就交出去了，他这个状态就是交出去的状态，完全忘记了，有多少就往前顶多少。这种书，如果你关注写作者，一定要关注他这个状态下写出来的东西，真是足月足两。
东东枪：我觉得网上写的那些东西，是不是你真把那些读者都想象成是一群黑猩猩了，那些是给黑猩猩看的，就是逗他们笑一下就完了。
桑格格：还有一个，你觉得没有足月足两的，反而大家关注的更多，呕心沥血写的，反而没有那么关注，你会怎么对待这种情况？
王小峰：都不是你们说的。从我开始习惯写博客的时候，我特别清楚，我觉得我自己文字的底子不是很好，我以前一直想学理科，因为一个误会，最后我学了文科。在写作这一块儿，我很清楚自己的底子有多厚。我一直在拿博客练笔，包括写周围的熟人朋友，我觉得那是最基本的文学描述，这种描述其实对我后来写小说，刻画一些人物性格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小说写完之后，我给一个实习生看，她说：“王老师，这些人出场的时候都特别模糊。”我说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集中在一起，把所有人物出场时的形象描述写出来。我在修改的过程中，脑子里想到的都是陈晓卿、罗永浩、老六、王小山……这些人。
桑格格：对，我发现了，你挤兑朋友的时候特别有激情。
王小峰：我这个人又特别喜欢否定自己，当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该把这些东西抛弃掉了，不应该再去这么写了，我就非常毅然决然的抛弃掉原来写作的方式——那种思路，或者说那种写作状态。其实它跟我面对什么样的读者关系不大，写作终究要狠狠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才行。
（一）
前些日子，《三联生活周刊》出800期，主编让我写一篇回顾文章，结果第一稿被他给打回来了，说写得不好。我也觉得写得不好。他说让我回顾写采访的经历和故事，不是写评论。其实我知道该写什么，只是在我写的时候，发现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些细枝末节了。把当年采访的文章拿出来看，试图从文字中找回我的记忆，结果好像是哪个环节断了，还是想不起来。我很清楚，这是选择性遗忘而已，把那些我不喜欢、没兴趣的经历忘掉。善于遗忘的人会比记忆力好的人快乐，我始终相信这句话。
十年前，我的人生经历了一些波动，生活变得有些迷茫。我记得，非典时期，我在周刊经历了第一次瓶颈期，非典打乱了那一年的生活节奏，非典结束后，我的节奏始终找不回来，连续几个月没有写出一篇稿子，一直到9月份，才慢慢恢复状态，写了一个周杰伦的封面故事。这期间，主编找我谈过三次话，每次都用非常严厉的口吻对我说：“如果下周你还是交不出稿子就走人吧。”但我始终找不到感觉。我估计后来主编也对我失去了耐心，他也许正在找合适的借口开掉我。幸运的是，在他还没找到借口前，我恢复了状态。
那次经历开始让我想一个问题：我真的会当一辈子记者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帮朋友吃饭（我不在场），人们在饭桌上聊我，饭后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那次饭局关于我的事情，歌词大意是：当年一起玩的朋友差不多都事业有成，只有我还在做一个小记者，是因为我的个性阻碍了我走向更进一步成功。朋友说：“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他们不了解你。”撂下电话，我在想他们说的成功，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词跟我有什么直接联系。我想得更多的是怎么让自己开心。
一个人每天睁开眼睛想他欠这个世界什么，决定了他的快乐程度，欠得越多越不快乐。我每天睁开眼睛，想我欠这个世界什么，可能是主编一篇稿子，或者半年的房租，或者一个人情，再想不出太多严重的债了。如果我是个老板，我可能欠员工的薪水、国家的税、该执行的合同、该完成的各种工作、甚至法院的官司、官员的贿赂……还有一种危机感，比如公司在竞争中的命运、玩潜规则带来的隐患……我想，当老板会整天一脑门子官司，肯定比我欠主编一篇稿子压力大。这么一想，我开心多了。
大部分人活着是为了证明自己。30岁以前，我这么想过，但是发现这个逻辑很操蛋——因为你永远证明不完。30之后我不再想去证明什么，而是通过做点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充实一些，如果做的过程中还能给自己带来点乐趣那更好，这跟我在上学时感兴趣做一些事情不管结果和回报的习惯是一致的。我在大学毕业之后第二年有过一次面对死亡的经历，这让我过早地去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大致想明白了一点——人一生当中该得到的东西在生下来的时候就分配好了，只是你如何拿到这些，什么时间拿到这些的问题而已。这种想法似乎很宿命，但是会让我变得平静坦然，不去争不属于我的东西，老天从不偏袒任何人，你什么都带不走。既然如此，那就简单地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二）
十年前，我突然很冲动想写一个小说，但始终没有动笔写，直到2009年才把它写出来。我过去曾有过两次写小说的冲动，第一次是上高中，写了一个八千字的小说投给了成都一本文学杂志，没想到一个月后收到了编辑的退稿信，虽然只写了一页半，但这封信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知道小说不是那么好写的。直到2001年，我辞职在家，有大概三个月无所事事，为了打发时间，我尝试去写一个小说。这次比较认真，提纲列得很清楚，计划写20万字，但是写到四五万字的时候，我去三联上班了，小说扔在那里再没碰过，两年之后再拿出来看，发现写得狗屁不是，就再没想过去把它写完。
2004年，我看到一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启发了我，我有点按捺不住冲动想去写小说，但这次我没有急于动手，而是把这个故事反复琢磨了好几年。我知道，自己还不是那块料。因为我一直觉得没什么写作经验。小说是一种比较丰满的写作，需要了解生活，还要明白生活。尤其是明白生活之后，才能把自己从生活中摘出来，去观察分析，小说就是用故事来解读观察分析的结果。我觉得自己还有些浑浑噩噩，没有看清生活。
这也许证明了我后来为什么爱写博客了。我记得第一个因为博客采访我的记者问过我一个问题：“你整天写博客，是不是为了炒作自己？”我立刻顺着她的竿子往上爬，大谈炒作成名挣大钱不要脸，我以为记者能听出来我在胡说，没想到她根本没听出来，还兴奋地循循诱供。开始我觉得拿一个人找乐子挺好玩，后来觉得在一个毫无判断的人身上恶作剧非常残忍，在她的价值观逻辑里，我那些胡话都是正确的。我实在有点同情她。第二天我不得不又打电话跟她解释了一遍，告诉她我不想欺骗她。她电话那头半信半疑的样子让我很绝望。
再后来，采访我的媒体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写博客那么勤快？我老老实实、发自肺腑、认认真真地回答：第一我想写；第二我觉得自己还不太会写，用写博客练练手。结果我每次都能从对方的表情和语气中看（听）得出，他们根本不信，反而觉得我不太诚实。我也能理解，他们已经默认我是一个有很强写作能力的人，认为我在回避什么，或是有些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用比较恶俗的判断就是——你这么热衷写博客，一定有功利之心，或者想成为一个意见领袖，进而通过这个名声变现。
妈逼的！我又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导！
（三）
的确，在我博客最火的时候，它真给我带来很多变现的机会，我觉得那次我缺席的饭局上那些哥们儿们对我的评判很有道理，我的个性阻碍了我像他们那样成功。我发现，在当今这个社会，你变现有时候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除了自身的正面努力，还要交出自己的底线，可惜我是个底线感很强的人，诱惑越多越警觉。底线只有一条，一旦越过，前面就没阻拦了。
而且我当时的兴趣只是停留在写上，对写字会给我带来什么我没意识，顶多是自得其乐。好多年前，我曾在《人民日报》上写摇滚专栏，编辑跟我开玩笑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你立档案了，凡是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三次的人他们都立档案。”虽然是玩笑，但我明白一个道理，媒体会放大一个人，会容易被关注到，出名也很容易。这反而让我觉得写字容易被人关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儿。尤其是后来做了记者，更清楚信息传播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影响。现在，出名比出门还容易，人们追逐出名是为了改变自己，并且能给自己带来更多东西。这本身没什么错，但是在出名过程中人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以我的观察，人和名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人，后者不像人。
如果我写博客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那我现在可以坦白，信不信无所谓：我希望能通过写博客去练练手，同时让自己思考一些东西，政治的、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可能很多人不明白，干嘛要去这样思考呢？这不是很装逼吗。没办法，这就是境界的差别啊！
除了通过写博客思考一些事情之外，还有就是希望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以免将来忘记。你看本文开头，当年采访过的事情都快忘了，看来写在博客上的事情将来可能也想不起来，要是不写下来，可能真的什么都记不住了。
（四）
在我写博客之初，我并没有想到那些无聊的文字会受到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浏览开始让我有种被偷窥的感觉。我有段时间对这种关注感到极度不适应——因为我习惯了在纸媒体时代单方面提供信息的方式，它不会让你迅速意识到你写的文字在读者中的反应是什么样子，这对写作来说是件好事，会把注意力放在文字本身。但是网络时代的特点是你不管写什么，都会迅速有反应，这种反应有时候是好的，会对你有帮助的，让你能开阔思路，甚至纠正一些错误。不好的就是这些留言和评论会干扰到你，好像有一帮人就坐在你对面指指点点，有时候会潜移默化影响到你写作思路和态度，写东西好像都在针对对面坐着的人。如果有人自信心差，或者善于媚颜，几天就会被那些留言的口水绑架。我为什么写作？当然是为自己。但是，不管你把网上的读者当成朋友还是陌生人或是讨厌的人，这种零距离互动都会影响到写作。从一开始我非常抵触这种互动。但是这种逻辑就像悖论一样——我说：我写什么是我的事儿；他说：你公开了我怎么评论是我的事儿。中国民众掌握初级话语权后的思维方式都这样——我总算有机会去留口水了，而不明白评论是一种门槛很高的技能。当人们尚未受过评论这门技能训练直接进入到评论界成为一种食腐动物后，就是你今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个样子。
几年后我才慢慢适应，适应的方式其实是换了一个角度来面对这种互动，这样会避免到对我的干扰，那就是，把留言评论当作是一种社会调查问卷的回答——因为一篇文章会引来各种反应，并且千奇百怪，容易让你看出他的真实状态和对某些事情的态度，实际上通过这些人留下的信息可以判断当下中国是个什么状态。
现在不是流行大数据吗，大数据都是为商业服务，如果有一天大数据能像我这样去把它当作一个社会、人性的分析，可能利用价值会大大提高。
如果说这种几乎没有距离和时间差的互动让我改变了什么，那就是我的思考方式。原来，我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姿态指指点点，但后来我明白了，都是人性使然——有什么德行的人，就有什么德行的现实。没事翻翻古书，看看西方历史，纵横对比，发现人性这东西太奇妙了，它决定了世间一切。当然这没什么新鲜的，鲁迅等人早在几十年前就这样干过，但是世界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剖析而有任何改变——都是振聋发聩的耳旁风。五四运动其实是在普及常识，现在整个社会依然没有常识，并且越来越没有常识。我原来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常识意识，后来发现，是历朝历代积累下来的价值观体系里就没有常识的位置。
后来遇到一些人，聊起我的博客，都会说，你现在怎么不写了，是不是喝过茶了？我懒得解释，因为一旦你看透了一些东西，会有一些无力感，也就真没任何兴趣了。从2011年之后，我开始转向对人性的思考——这是正根儿。有时候我真想有科学家那样的能力，发现人性的基因密码，通过改变这些基因链来改变贵国人这样的劣质物种。
中国人看中国人，都能一眼看穿人性，问题在于，由于自身具备了大量与对方相一致的人性东西——不管是好还是坏，所以在瞬间会忽略这些，进而容忍这些——除非他的利益受到侵犯和伤害才会有反应；还有就是在对比道德感高低时，当位置对自己有利时，为了表明自己的高级，才会出来证明一下自己。除此之外皆耳聋眼瞎。我不知道这些习惯是怎么养成的，但是知道两千多年的灿烂文化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中国人从来不习惯反省自己，都是去帮别人反省。我想这和中国古代道德成熟过早且很快和利益联系在一起有关，并且被统治阶层利用得游刃有余。中国人反省自己就跟揪着自己头发想把自己拎起来一样——方式就是错的，头皮一疼就松开手了。
所以，这些年我的兴趣集中在研究国民性问题，对于当下发生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件，如果你能看出来它和传统一脉相承，就再也没兴趣关心了，因为问题都出自一个根源。历史在重复、错误在重复、警示在重复……
（五）
这十年，我一直在否定自己，有很多顿悟和发现，这让我觉得生活并不无聊。这几年，我开始与我的过去生活状态和环境渐行渐远，我不爱参加社交活动，各种饭局基本都举免站牌。不知为什么，随着年纪的增长，反而对社交越来越恐惧，有时候聚在一起，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当初的一些朋友都成了名人，我开始有意回避，我对名人的态度就是尽量和这个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管他是谁，相忘于江湖总比相望于饭桌来得舒服。有时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去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反而很快乐。甚至我开始有意识跟社会前进的步伐脱节，这样能让自己冷静一些，尽量不去知道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以及最新流行的产品或名词。进而，开始否定自己过去的写作，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以前写博客，心知肚明自己是在扯淡，后来我非常厌恶自己写的这些，有一回看到网上有人转载我的文字，看到一半心里大怒：哪个傻逼写的？看到最后发现是转自不许联想博客。
我不是想让自己变得深刻，而是希望自己的态度端正一些。当所有人都在网络上写一些所谓幽默搞笑耍贫嘴的文字时，我必须抛弃这类文字。这样一来，发现自己又到了一个瓶颈期，发现否定了自己之后，不会写字了。
当年写《沿着瞭望塔》的时候，小说写完马上能进入到其他写作状态，但是这次《山上有神》写完，竟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写字的感觉了。开始以为是用东北方言写作，写完后要有一个从中走出来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不是，是自己否定厌恶了太多过去的东西，很多东西被我破坏了，在重建期不会写字了。明白这一点后我很高兴。
抛弃自己，就意味可能抛弃读者。在互动关系非常紧密的今天，对很多人来说追随你的读者就像一个瘾君子被你的毒品勾引得如影随形，这些人是写作者温暖的港湾，会给你带来自信、得意、虚荣……甚至是你的摇钱树。这绝对让人难以割舍。我从一开始就不“尊重”读者，是因为我不喜欢这种粉丝关系，这种貌似亲密关系有可能转换成绑架。我现在看到太多写手写作具有针对性了，一旦这种关系成立，实际上写作很容易演变成做作和不诚实，变成针对粉丝的欺骗。刚开始，这种欺骗你还有意识，到后来角色可能因为自己不断滋生的幻觉而悄悄互换，最后被绑架。只是，当这种利益关系确定后，你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说琼瑶和罗琳都是针对某一类读者群写作，不是也很好吗。但是他们永远是单向琢磨读者，诱发想象。一旦互动起来，大概写不出好玩意儿来。你看看现在以粉丝为销售对象的流行文学、电影，大概就明白了。这和纸媒体时代的粉丝文化有着本质区别。
（六）
这十年，虽然有很多变化，甚至一些变化天翻地覆，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来说，感受最深刻的是：话语在失去力量。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话语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失去了应有的力量？表面上看是信息越来越多，更新越来越快，但人们的理解和记忆是有限的，所以话语存在的时间越来越短，在话语还没有释放力量的时候，它就被刷新。这有点像养猪，过去养猪，要养上一年，猪肉里才会形成一种成分，这个成分决定了猪肉的口感，吃起来才香。现在养猪都是短平快，还没等猪肉里的香味酝酿成熟，就宰了。
但从更深一个层面上分析，可以说当中国人普遍拥有最基本最低级的表达权之后，他们既是最多的话语制造者，也是话语最多的接受者。话语在过去有力量，是因为它的制造者、传播者和接受者都是具有一定理解能力的群体，所谓精英群体。当他们把话语的力量理解后，能再次释放出能量，所以话语有力量。
今天的话语在传播中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制造话语传播话语，可是在传播中被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消解，消解过程就是让话语失去力量的过程。比如一个严肃的话题，被下一个人传播时，他通过自己的理解，变成另一种口味的东西，原来的味道不见了——所谓跑题。比如，警察抓到了一个杀了十条人命的嫌疑犯，把嫌犯照片贴出来后，结果发现，这个嫌犯和乔治·克鲁尼一样帅。接下来，在传播过程中，一些花痴加入进来，把重点放到了这个杀人犯的模样上，大赞其帅，而弱化了他的残忍，进而被消解成一种娱乐与消遣。我想，话语在传播中所受到的待遇和嫌犯的待遇是一样的。
类似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我们不能责怪新技术带来的新消费方式，包括对信息的消费。它只是中国人在普遍拥有话语权之后暴露出一个普遍问题——没有常识。没有常识还要去做判断，就是有权（利）无能（力）。这就是在有常识的人看来，总有一种力量会让我们泪流满面；在没有常识的人看来，所有的东西都会让他泪流满面或者让他无动于衷，话语失去了层次感，失去了对比，变成一种仪式或姿势。而且消解话语往往是以反智方式传播，反智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愚蠢，反而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反智自信立刻爆表。
这个国家历史上是这样的，过去识文断字的人占5%，这些人为后人写下了历史；现在所有的人都识文断字，但是95%的人是识字的文盲，还是由5%的人写下历史。问题是，在信息制造和传播层面，这95%的人以劣币逐良币的方式书写没有常识的历史，并引以为荣。当他们不断拉低整个社会的智商后，话语注定失去力量。话语本来是通过其力量启智或是唤醒麻木的灵魂，但是今天它失去了这个功能。当话语失去力量，它只能沦落成一种文字游戏，博人一笑，如同妓女遇见嫖客。
（七）
有了微博这类更快速的社交媒体，人们放弃了博客，让当年写博客的人远离了公众关注的视线。对我而言，这可以让我心里更平静一些，从张牙舞爪的状态中走出来。作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虽然对信息传播原理一知半解，但是解释我自己的处境已足够，那就是：人总是在被传播中放大扭曲，庆幸的是，我被放大时还能保持清醒，时刻知道自己的原形是啥样——那是别人给你虚构的剧本，它可以很逼真，很精彩，但终究是剧本。人这一辈子没什么永恒，只有一种常态——它既不痛苦也不快乐。而痛苦和快乐只是这种常态中偶尔蹦出来的点缀而已，随时会成为过往云烟。
我庆幸自己像猫一样警觉，甚至有意识与当下的价值观对立起来。曾经和一个半成功人士聊天，出现价值观冲突，半成功人士不解——你这样不累吗？我问：你操逼吗？答：操啊。又问：那么累的事儿你干嘛还干呢？答：舒服啊。我说：欧耶！
说到这里如果你感到有些沮丧，请别当真，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是你，我是我。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相似的人生轨迹。但是人们常常会把对世界的认知和对自己的认知混淆起来，反倒给自己平添不少烦恼。
（八）前段时间，我在博客上问，有谁看我博客看了十年八年，有很多人回信，给我讲了很多这些年的经历和故事。从这些回信中我能感受到，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有人当初还是个青涩女子，现在已沦落为孩子的妈，多好呀；有人当初还是个光棍，后来有了老婆，就不看我博客了，结果又成了光棍，后来只好继续看我博客，结果又有了老婆，一阵儿沧海一阵儿桑田，多好呀；有人刚看我博客的时候还在念书，现在已经换了好几个国家，多好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成长吧。博客也确实给我带来一些美好，这是我生命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会记住这些。我记得，当年媒体采访我，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博客是否改变了你的生活？”我说没有。这是句实话，因为当时我察觉不出来有什么变化，而且即使有改变，也不是天上地下那种改变，而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积累过程我还没那么敏感能察觉出来，顶多是当时觉得写博客是件事儿而已。
现在，我知道，它确实改变了我，让我对自己写字这件事儿上有了很大的自信；让我因为跟读者有太近的距离而让我有种远离意识，人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这十年也改变了我对中国现实的看法，十年来似乎看到了另一个关于人性的大数据。我该怎么感谢你们呢？
（九）
这十年中国的大环境改变巨大，但在我看来，只是历史的增强版而已。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在2006年就开始思考传统媒体完蛋的事情，我以前还觉得是数字化出现才把传统媒体逼向绝境，实际上也不是，它不过是“数字化让焚书坑儒”而已，而且做起来更便捷迅速，连坑都不用刨。
当年做记者，还心存理想，希望以一己之力去改变一些什么。但残酷的现实无法给这种理想任何空间，除了去改变自己，没有任何可以撼动的东西。实际上，如果每个人都去改变自己，这个世界照样也会改变。
几年前，我就对自己的职业失去了热情和兴趣，甚至对自媒体也没有任何兴趣。通常是，当你看透了一些东西，就知道某些改变仅仅是形式，无所谓新旧媒体，它提供的内容的方式没有改变，人们的理解能力没有提高，任何高级方式都只是向下、向下做兼容，不会改变实质。从这一点来讲，在竹简上写书看书跟在键盘上写字的区别也只是工具、效率和成本的差别，它不能改变人的头脑。同时，商业的成熟让每一次技术改变都变成狂欢。我仿佛看到了李白手持iPhone6对着庐山瀑布拍下了一张照片，忙不迭地把它上传到社交媒体上。但他忘记了把这风景写成一首诗……所谓改变，仅此而已。
写到这里，是不是让你感到有些绝望？因为这篇文字基本在释放你们所说的负能量。如果真有这种感觉，那你一定没听说过罗曼·罗兰那句被引用过千万次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生活。”
零零碎碎回顾过去一些事情，其实也很无聊。以“十年”为题，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借口，总结一下自己而已。
10年前的今天，俺开始写博客。本来想写点什么纪念一下，但是想说的太多，但多是废话，想想还是不写了。一切尽在不言中。感谢黑猩猩们一路陪伴，人生的路上才不寂寞。
这几天忙里偷闲把格非先生的新书《雪隐鹭鸶》看完了。看的时候心里有些惭愧：我竟没完整看过《金瓶梅》。
我上高中时，班上有个同学搞到一套海外版的《金瓶梅》，据同学说，删的比内地版本少。大家争相传阅，等到我想看的时候，书已不知去向。上大学时，在书摊上偶然发现一本杂志里刊登了一部分《金瓶梅》的内容，便买了下来。里面当然没有什么露骨的性描写。大概只有两三个章回，因为公开出版的都是删节版，所以也没兴趣读了。后来有了互联网，有人把原版未删节的内容上传到网上，我下载下来，看了前两章，看不下去了，即使再吸引人的文字，我在电脑上也看不下去。再后来，对看这本书的兴致也没了。
《金瓶梅》这个故事从《水浒传》衍生出来的，从潘金莲毒死武大到武松回来杀嫂这段期间，居然能写出这么一个故事。这有点像王少堂讲苏州评话，他讲“武松杀嫂”这段，武松右手抓住潘金莲的头发，左手举起刀，直奔潘金莲刺去，这一刺，他讲了一个多月，也就是说，武松的刀举了一个多月肩膀都得了肩周炎方才落下（这也是后来武松为什么毫不犹豫砍断胳膊的原因）。那这一个多月武松都干嘛呢？估计脑海里闪现过佐罗、罗宾汉、蜘蛛侠……这故事要是分岔分好了，还能衍生出另一个故事。《金瓶梅》衍生得太好了，几乎盖过了《水浒传》。
因为没看过《金瓶梅》，对评论这本书的文字就格外感兴趣，格非这本《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写得非常好看，我主要是被他文字的溢彩流光和对小说的分析方式所折服，甚至不忍太快把它读完。
作者在序言中说：“如果读者对明代社会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背景没有兴趣，也可以跳过卷一和卷二，直接阅读后半部分的文本解读。”但在我看来，前两部分写得非常好。好在哪儿呢？其实就是转着圈地想告诉读者，当下的中国跟金瓶梅时代一个操性。这很对我胃口，我始终认为，今天的中国跟一两千年前真没啥区别，只是一些物体上的升级——轿子变成轿车，木舟变成轮船，人们的脑子跟过去一样。所以，任何一个古代文本都能在今天现实中找到它的镜像，越往深里挖越一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存哲学从来没有变过。格非曾说：“作为一个作家，生活在当今时代，我不知道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不幸。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有时我们会误以为自己已经走出去很远了，四周的风景已经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可回头一望，会吃惊地发现我们几乎还留在原地，甚至还倒退了不少……于是，我们悲哀地发现，常识还是常识，我们依然未曾触碰。”
格非先生试图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找属于中国文学的体系价值，这本《雪隐鹭鸶》或许是他寻找这个体系价值的一个结果。也许从文学本身来说他找到了。问题是，文学之外的“价值”又让人有些绝望。
《金瓶梅》和明清那些色情小说比，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文学性很强，试想，你现在写一个煤老板或是某个官员和几十个二奶们纵情声色，荒淫无度，不管你写得如何离谱，也写不过《金瓶梅》。
有时候让人感觉无奈的是，两千年前，中国的一批思想家们把天地你我他搞了一个门儿清，之后人们不过是在他们的竹简边缘做些注解而已。注来注去，就铸成了传统，铸成了文化，铸成了生存的理由，成了枪炮都打不碎的真理。它密不透风，其坚固程度优于长城和长城防火墙。
《雪隐鹭鸶》确实好看，但看完之后我也感到阵阵虚无——虚弱无力。似乎我们今天能做的就是拿历史和现实作镜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已。有时候，这种镜像往往就变成了死循环，再有警示作用和现实批判意义，如果它缺少一种开放性思维，还会是那么回事儿。《资治通鉴》编得多好，毛泽东还看了十七遍呢，结果呢？你让人看一百遍《旧制度与大革命》也照样没戏。
“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这句读起来诗情画意的词句，很形象地描绘出人情世态中的险恶，但我觉得它更形象地描绘出今天走向信息社会的中国人——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现代和时髦，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全符合文明社会的标准。但是只要一张嘴，就他妈立刻回到明朝！
我不是一个读过很多书的人，原因是我读书很慢，两百页的书可能要看一周。回想起过去读书的经历，小时候在农村，别说书，连有字的东西都很少见到，直到上初中之后，才有机会读书。当时家里穷，书店里很多书看得见买不起，省下的钱差不多都买复习题了。不过，我家附近的公园里有一个公共阅览室，里面有几十种杂志可以借阅，周末会花上一天时间去阅览室看杂志。上高中后，我经常去景山公园西城区少年宫图书馆，图书馆不大，藏书大都是文史哲一类的通俗读物。我花了两个假期泡在图书馆，闲书杂书看了不少。但跟当时的北京孩子比，可能只是他们阅读量的四分之一。
真正让我有机会大量阅读的是上大学，图书馆里的书可以随便看，杂七杂八看起没完。当时五四大街书店书摊云集，各种合法非法书籍到处都是，尤其是那时候掀起了新一轮启蒙思潮，出版了很多现在根本无法出的书。我把饭票钱省下来，每次去都不会空手回来。
到大学二年级，发现书虽然看了不少，但是越看越糊涂，完全没消化，也消化不了，感觉自己的三观正处于破碎阶段，说通俗一点就是脑子看乱了。记得当时跟同学通信，我在信中探讨一个什么破问题的时候竟然写了16页纸。同学吓得赶紧骑车来找我，问我出什么事儿了（肯定觉得我疯了）。我怀疑了一晚的人生之后，决定不看书了，先前看的那些书（主要是学术思想类书籍）对我来说简直是太高深了，甚至有些书今天看起来都还有些吃力，更何况当初呢。一个饿了三天的人，你突然给他一堆吃的，极容易吃出问题。我那次放弃读书之后，直到十多年后，才正式开始重新读书。中间这十年，我看过的书不超过20本吧。
让我重新对读书产生兴趣的是，长时间不读书，才知道自己究竟缺少哪方面的知识储备，再看起书，就有针对性了，不像以前那么盲目地拿起什么都想看。
那是我去贵刊工作之后，第一次开会，我发现同事们手里都拿着一本奇奇怪怪的书，一看书名都是很深刻的那种。明明是在开会，怎么还要看书呢？用现在的话讲一个个都挺装的。不过单位的选题会也跟聊天差不多，从来不那么正式，所以有人开个小差，假装自己很有学问可以点缀一下这本杂志倡导的内部的文化氛围。
但是这种文化氛围对我影响很大，你瞧瞧人家看的都是什么，那书深刻的都能让你不寒而栗。我想，该好好读书了。回想起当初读书，老想从高深的书中寻找明白的道理，现在应该看点通俗的东西。我大学学法律，没正经学，所以先从法律开始，比如论人权论平等论自由论民主之类的读物。
多年不读书，把自己的脑子清空，书中没整明白的道理，慢慢在生活中感悟出来了。再次捡起书，知道自己想看什么了——弥补大脑中缺失的某个领域的知识。这时候，已经有了互联网。当时的互联网上的内容，和书本上的内容比较接近，没那么碎片化。但是我始终没有培养起屏幕阅读的习惯，甚至，我曾经把网页上的文字打印出来，在纸上才能看下去。90后的孩子们跟我正好相反吧。
后来，读书成了我放松、缓解紧张焦虑的方式，把一本书读进去，可以暂时抛开很多烦恼。现在到处都是浮躁，与其被卷入到这种挣扎中，不如把门关上，闭目养神或是找本闲书看看。读书也越来越随意，越来越休闲。不管是枯燥的学术书，还是通俗的畅销书，从里面找乐子成了我阅读的一大乐趣。
这几年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尽量不看五十岁以下中国人写的书。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规则，只是在面对这个范围之内的书，尽量慎重选择。一来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作者，估计我也从他的书里面吸收不到太多有益的东西，二来是这个时间段中国人的价值观都出了问题，很多书写得不着调，何必在这类书里面浪费生命呢。三来是谢绝看畅销书。
我一般不会去看他人推荐的书，这可能跟我当年写乐评的经历有关。一般单元类作品评介（如针对一本书一张唱片一部电影一场戏的评论），或多或少带着作者主观的局限，未必符合他人口感。我读书的习惯是，在看某一本书的时候，发现自己对另一个领域里的知识了解的不多，便会去找这个领域里的书。比如我看一本摇滚歌星的传记，看着看着就会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心理变化产生兴趣，然后就会找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看看；看着看着就会发现，心理因素的形成跟大脑成熟过程有很大关系，然后就会去找跟大脑有关的书看；看着看着就会觉得大脑这个复杂的东西把人变成各种各样思维的动物，然后就会对人的进化产生兴趣，去找一些关于生物进化方面的书看；看着看着就觉得人性的形成和国家的形态有很大关系，然后就会去找一些关于人性或者国民性的书看看；看着看着就会发现国民性是从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慢慢积累出来的，然后就会从史书上去准找答案；看着看着就会发现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异根源了，然后去找一些西方历史方面的书看，看着看着发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挺有道理，为什么在古代中国就没有形成这种普世价值观呢？然后又会去翻一些古代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书……这一翻不要紧，发现过去的伦理道德的缺陷全都体现在今天的网络评论上了……
其实，随便看一本书，都会让我发现书与书之间的链接，之后阅读的延展方向也不确定，反正链接是无数层的，可以随时“点击”下去。我看的书里面没有黄金屋也没有颜如玉，只有不断分叉的路口，有兴趣看下去，是自己眼里看到了风景，这根本没法跟人分享。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人询问如何读书、读什么书的问题。答案很简单，如果你喜欢读书，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直接会去找你想读的书了，现在多方便找书啊。凡有此疑问者，其实是想吃麦当劳了。
读书对现在很多人来说已经变成一种很奢侈的行为，因为读书不会让你立竿见影成为什么或者得到什么，它只是让你的精神世界享受沐浴，愿不愿意去感受这个都是很个人的事儿。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心灵世界里大概没有太多精神的东西——大都活在解决最基本的生存层面上。即使今天，人们仍然在解决生存问题——更高级的物质生存问题，至于精神层面嘛，看看大片选秀微博微信，已足够。读书反而成了一种很不划算的时间成本支出，它换来的精神世界又会让你在现实中顷刻间被击碎——因为你在跟人交流时很可能因为使用的词汇不同而显得落伍，这会让你感到深深的自卑。
今天上午，我去锤子科技找老罗谈事。快到楼下时，我打电话，说到了。老罗说你上来吧。
上楼之后，眼前出现一块巨大的T型台，T型台的背景是一个斗大的“T”字。一位笑容可掬的前台女秘书站起身，甜甜地说：“您是送快递的吗？”我心说，见朋友穿的随便一点就成送快递的了？我赶忙说：“我找老罗。”女秘书继续笑容可掬：“对不起，我们公司有12个叫老罗的人，您找的是哪一位？”我此时才反应过来，现在我是在一家大公司的门口，便赶忙说：“我找罗总，罗永浩总。”“那您等一下。”女秘书说完，拿起电话……我想，一分钟后，我们敬爱的老罗会风尘仆仆地走出来，把我接进去。
两分钟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笑容可掬地迎了过来：“您是找罗总吗？请您这边走。”我跟在小伙子后面，上电梯，下了两层，出电梯，又来到一块背景是一个斗大的“T”字的T型台前，然后小伙子把我交接给一个年轻的美女，并和美女说了几句话，然后美女燕语莺声地对我说：“先生，您这边走。”我跟在美女后面，上电梯，又上了三层，出电梯，又来到一块背景是一个斗大的“T”字的T型台前，此时，T型台前已经有一位小伙子在恭候：“请问您是找罗总吗？”我点点头。小伙子说：“您现在这里等一下。”我想，马上就要见到老罗了，兴奋之情溢于三表。当然，我更好奇的是，这家公司为什么弄了这么多T型台。“我能问一下吗，你们的前台为什么要装饰成T型台，你们是手机公司还是模特经纪公司？”小伙子一听，赶忙解释说：“我们罗总要求公司员工每天至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T型台上走猫步。”“为什么？”“这是我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希望每个员工都能对我们的产品形象铭记在心。”“那你们干嘛不直接招一批模特来工作呢？走得还专业一些。”
又等了两分钟，小伙子说：“先生，您跟我来。”我想，如果再让我上电梯，我就跟老罗绝交。
所幸，小伙子把我带到了一间会议室，这回我没有看到T型台，可能是房间太小的缘故吧，否则以老罗的性格，肯定会……
“罗总在开会。”小伙子说。“老罗总在开会？”我感觉到了，自从他不骂人之后，就总在开会。我坐在会议室，拿出手机，在等待老罗期间，只能刷微博打发时间。结果，我发现总在开会的老罗一直在转发各种微博……
大概转发了七八条微博后，老罗终于出现在我面前。我一上来就急了，“以前见你打个电话就行，现在近在咫尺都见不到你，楼上楼下折腾半天。”“我也身不由己，你看现在我们是大企业了，这都是董事会的规定。”“你现在在网上不骂人了，有什么感觉？”“妈逼的我现在才知道自由太鸡巴珍贵了，这话你别写网上啊。”“你的工作就是整天转发微博，不累吗？”“别提了，拇指和食指已经僵直了，回家都不能打手枪了……”
“好吧，我们说正事儿……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等灯蹬蹬灯灯蹬蹬等等……老罗的手机响了。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嗯……嗯？什么？行，我马上过去。”
老罗放下电话，一脸兴奋地说：“又有几个人艾特我了，我得去开会研究转发的事情，咱们合作的事儿要不明天下午……”
因为鲁迅文学奖给了一个写古体诗的诗人，让我们能有机会复习一下古体诗。其实呢，贵国人从小就接触古体诗，只要你上过小学，至少能背下二三十首古体诗吧。从这一点来讲，中国人是有阅读欣赏古体诗的基础的。即使不会写古体诗，评判古体诗的能力都有，因为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标准摆在哪儿呢。
九十多年前，清末开始了白话文运动，这场革命实际上革了古体诗的命。在五四运动之后，能把古体诗写好且流传下去的诗人没几个，毛泽东算一个，因为他的身份，导致他的古体诗最流行，但从他的诗词里面已经能看出东拼西凑的痕迹。后来诗人都用白话文写作，写到上世纪80年代，现代诗终于在语言上成熟了，但也很快消亡了。如果说古体诗的消亡是语言的变化导致的结果，那么现代诗的消亡纯粹是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把情怀和贫困一起抛掉了，古话说：温饱思淫欲，淫欲一多，情怀就少了。
不管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在中国灭亡都是迟早的事。古代诗歌的功用跟古人读书的目的是一样的，诗人都是官员，这是你做官的基本条件。这客观上造成了诗歌的繁荣，到了唐朝达到巅峰。
今天没人写古体诗，除了语境之外，更主要的一点，古体诗属于农耕时代，只能去写那种情境。即使是毛泽东，他写古体诗词的时候也在回避现代工业环境，因为从总体上讲，诗歌所表达的意境是反工业的，它直指心灵，古体诗在今天这样没有心灵只有鸡汤的环境哪有立锥之地啊。
这个周啸天干了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他敢于直面惨淡的工业化环境，敢于挑战网络话语，敢于捡起古体诗，敢于用半文半白的词句写古体诗，但是他没有把这种文体的抒情做到位就获奖了，引起这么大争议，原因可能是他的心灵里面缺少了点诗人最该具备的那个东西吧。
当大家都去批判周啸天的时候，其实别忘了，每个人都在做着解构文字与话语的事情，都在丧失情怀的道路上奔跑。指责一个诗人或者指责一个颁奖机构，多少有点道德判断色彩。就算是这个奖花钱买的，在我看来都正常，因为我们不是一直这样吗，你看看中国哪个奖的颁奖机构敢拍着鸡胸脯说：我绝对客观！没有吧？反正我们都是消灭诗歌语言的同谋，谁也不会想过为诗歌语境的丧失负责——会的只是指责。这看上去真鸡巴中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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